十二日的夜晚

不同于一般刑侦片聚焦于案件的侦破过程，电影《12日的夜晚》将问题意识汇聚于受害者形象的复现和刑侦警察陷入的情绪漩涡。从中，我们看到的是无处不在的性别阻隔，求索真相的磨人痛苦，以及爱与恶是多么亲密地纠缠在一起。

影片开头便已打消了那种“恶有恶报”式的观影期待。在法国每年针对谋杀案开展的800余起调查中，近20%的案件无从结案。《12日的夜晚》涉及的就是其中一个案件。

2016年10月12日深夜，警察局仍然灯火通明，一干警员在加班间隙为老警官玛索举行派对。同一时间、不同空间，一群年轻人也在举行派对，一个名叫克拉拉的女孩从中退出，独自返往家中。但她没能平安到家。一个蒙面人等候在她回家的途中，忽然叫住她，用汽油泼洒她，点燃她，令她面目全非、惨死路边。

既然找不到凶手，电影对克拉拉谋杀案调查过程事无巨细的阐述，就变得意味深长了起来。

负责这起谋杀案的警察尤汉和玛索首先询问了克拉拉的父亲，在父亲眼中，克拉拉聪明而开朗，“对感情很谨慎”。第二个接受询问的是克拉拉的好友娜妮，娜妮说，克拉拉是个善良的女孩，和每个人都相处得很好。

紧接着被询问的人是克拉拉的“前男友”韦斯利，他曾同时与包括克拉拉在内的两个女孩交往，却声称这都是因为“克拉拉对我死缠烂打”。从韦斯利开始，调查发生了转折，警察开始对克拉拉的感情经历给予特别的关注，更准确地说，他们关注一个问题：“你们上床了吗？”

与此同时，克拉拉也成为其他警察茶余饭后的八卦对象。

警察们认为，只有精神病患者或是极端分子才能想到“放火烧死一个女孩”。这个推测看似合情合理，却潜藏着受害者有罪论的逻辑——正如一名警察所说：“感觉像是惩罚。”

讨论很快转向性别视角，玛索比较了历史上女性与男性的不同死法：“女人总是被烧伤的那一个，圣女贞德、女巫……男人被斩首、钉死在十字架上或枪决，很少被烧死。”在克拉拉谋杀案的语境下，玛索的话提示了一种不言自明的性别偏见。难道与被斩首、钉死和枪决相比，被烧死就天然带着耻辱感吗？

在女性主义研究视阈下，这种看法与“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一样，是社会历史建构的产物。由于历史上被斩首、钉死和枪决往往与政治（男性主要活动的的领域）上的失败相关联，被烧死则更经常地与道德（女性主要活动的领域）上的污点相关联，而政治，更宽泛地说，是事业和社会才是意义的中心，道德是附属于政治的，正如女人附属于男人一样。在这种性别偏见的影响下，“烧死一个女孩”变成了“一个女孩被烧死”——被谋杀者成为主动“作孽”的人，被谋杀则是接受“惩罚”的一种方式。

于是，尤汉第二次询问娜妮：“我想知道克拉拉有没有谈过多段感情。嫉妒是许多犯罪的催化剂。”

以娜妮提供的名单为线索，尤汉继续调查了克拉拉的其他“前男友”：职业学校的炮友勒罗伊、玩说唱的卡拉泽特、流浪汉杜威、家暴男卡洛。在这些人口中，克拉拉的形象与亲友眼中的截然不同：她被描述成一个“随便”的女孩，“对待感情不忠”，迷恋“狂野”的性。

容易被忽略的是，克拉拉在这些“前男友”眼中也不过是一个玩物罢了。当他们对克拉拉进行荡妇羞辱式的苛责时，实际上也在实施一种无意识的掩盖，掩盖自身的恶对克拉拉之死所应负有的责任。

前男友们有声有色的“爆料”，除了将克拉拉的隐私以不尽真实的方式一一抖露，编织出一个“受害者有罪论”的陷阱之外，对案件调查的推进毫无帮助。

但在一个依旧由男权意识操控的社会中，他们对克拉拉形象添油加醋式的任意涂抹，对大部分人（包括但不限于男人）而言十分奏效，就连调查组的个别警察也欣然赞成：“她选择了陌生的男人，我知道女生都喜欢危险的东西。”

喜欢危险又怎样？这并不是男性的特权，也不应该成为女性的荆棘或枷锁。电影后半段出现的优秀女警官纳迪亚就是一则很好的正例。纳迪亚喜欢寻找证据、审讯、核对事实等相对“暴力”的调查工作，所以她放弃了晋升更快的岗位，选择成为一名刑侦员。这种对自我选择的坚持，令她在工作中闪闪发光。

沿着两性关系不断调查的尤汉像只仓鼠一样兜着圈子，当他第三次找娜妮询问克拉拉的性生活时，娜妮崩溃大哭：“你问她对他和其他人做了什么，听起来她是个荡妇。她和他们发生关系了吗？这重要吗？你说她上床了，你问我是不是她的错。你想知道她为什么被杀吗？我知道，因为她是个女的。这就是原因。”

娜妮的哭，不仅是为了克拉拉，更是因为同为女性而意识到了弥漫于周遭的，超越了阶层、行业、知识水平、圈子群体的，为男性所共有的性别偏见，它是一种如空气一样无处不在的、女性无从躲避的屈辱——如果有什么人比女人更弱势，那么就是死去的女人了，无从解释，无法还口。

妮娜的这一哭，也让尤汉终于意识到，克拉拉案难以突破，表面上是由于缺乏可靠的线索与证据，深层的梗阻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性别问题。通过在调查中不断遭遇一个个富于迷惑性的嫌疑人，尤汉以一种别样的方式体验了现代女性在后男权社会中陷入的“无物之阵”：“分明有一种敌对势力包围，却找不到明确的敌人，当然就分不清友和敌，也形不成明确的战线；随时碰见各式各样的‘壁’，却又‘无形’。”

三年后，克拉拉三周年祭日临近之际，该案早已因为找不到凶手而停止调查。只有一名女法官还想为了克拉拉、为了女性争取一下真相。

而对于尤汉来说，克拉拉案早已成为一个心结，他承认自己的失败，但拒绝用“痛苦”来概括自己的感受：“他们说每个警察都有难忘的案子，没人知道为什么，但这案子特别伤人。它一直困扰着你，直到成为一种执念。它会吞噬你，也可能毁了你。当我意识到我们调查过的每个人都可能是凶手时，我崩溃了。也许凶手不在其中，但他们本可以做到的——她遇到的每个人，包括那些不是混蛋的人，也许是她从未见过的男人。我想我们找不到他了，因为所有人都是杀害克拉拉的凶手。这是用语言表达的唯一方式。”的确，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挫败体验面前，“痛苦”一词太过肤浅。

尤汉最后总结道：“男人和女人之间有些问题。”

看到这句台词我很惊讶，这是法语电影啊。“男人和女人之间有些问题。”如此简单的表达，乍一读似乎失之草率，可转念一想，在电影迎来高潮/尾声之际，如此含糊地形容古今中外两性之间过于庞大、复杂以至于不可能用三言两语澄清的问题，似乎是有意为之——因为放弃了精准，反而变得贴切。

最后谈谈电影的名字《12日的夜晚》。

用日期来命名一天，相当于没有命名。它与克拉拉共享着一种终将“过去”的卑微：克拉拉被烧死的这一天，正如这幢谋杀案的命运一样，似乎注定以不起眼的方式被时间掩埋。同时，又似乎刻意以另类的姿态试图引起你我的注意：“死者与我们同在，他们折磨我们，好让我们不会忘记他们。”

暂时存到这里。前不久公布的凯撒奖，这部算是大赢家了！

见《文艺报》

新浪潮的传承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埃里克·侯麦（Éric Rohmer）、雅克·里韦特（Jacques Rivette）、克洛德·沙布罗尔（Claude Chabrol）等人为代表，在法国掀起了一场新浪潮运动，这五个人也被称为“新浪潮五虎将”。2022年9月13日，戈达尔在瑞士去世，为法国新浪潮电影画上了一个句点。然而，法国新浪潮精神依旧生生不息。巴黎拉丁区的电影院时不时放映一些传统影片。2022年春天，Ecoles Cinéma Club推出了为期几个月的侯麦电影回顾展，从下午一直放映到深夜，只需要抽上两个半天，就可以一鼓作气看完经典的“四季的故事”。炎炎夏日，Reflet Médicis放映了7部特吕弗回顾展。紧随其后，Les 3 Luxembourg组织了有“新浪潮祖母”美誉的阿涅丝·瓦尔达（Agnès Varda）回顾展，期间还穿插了几部其丈夫，同样是新浪潮运动代表人物，雅克·德米（Jacques Demy）的经典作品。戈达尔与世长辞后的深秋期间，La Filmothèque du Quartier Latin等影院陆续推出戈达尔回顾展，每次经过商博良街，总会看见排队的人群在等候入场。杂志《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ema）还在10月出版了纪念戈达尔专刊。

2022年有两部影片带有鲜明的“侯麦色彩”。一部是5月上映的米夏埃尔·艾斯（Mikhaël Hers）导演的《巴黎夜旅人》（Les Passagers de la nuit），回溯至上世纪80年代，讲述了一个真挚动人的故事：和丈夫离婚后，伊丽莎白在法国广播电台找到了一份节目接线员的工作，在一次深夜节目录制时，她遇到了漂泊无依的塔露拉，伊丽莎白让塔露拉暂时住在自己家的阁楼。塔露拉和伊丽莎白的两个孩子年纪相仿，三个人相处愉快，一起聊天，一起看电影。然而塔露拉却在一个深夜不辞而别。随着时间的流逝，影片中每个人的生活都在变化着，伊丽莎白也开始迎接自己的新生活。另一部是10月上映的米娅·汉森-洛夫（Mia Hansen-Løve）导演的《晨光正好》（Un beau matin），讲述了巴黎中年女性如何面对爱与衰老：桑德拉的丈夫于五年前去世，她一边独自抚养女儿，一边照顾年迈的父亲。在为父亲寻找养老院的惆怅时刻，桑德拉在公园里偶遇了亡夫昔日好友克莱蒙，二人很快相恋坠入爱河。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情感生活摇摆不定，面对重重“中年女性危机”，桑德拉依然步履不停，一往无前。

相爱与分离

法兰西作为一个浪漫之都，自然少不了情感类型电影。由路易•加瑞尔（Louis Garrel）自导自演的《爱你活该我倒霉》（L'Innocent）讲述了男主人公阿贝尔的妈妈爱上了刚出狱的米歇尔。米歇尔动用关系帮阿贝尔的妈妈开了梦想中的花店，然而阿贝尔认为其中暗藏隐情，于是联合自己的同事兼好朋友克莱门展开了调查，由此演绎了一出幽默和温情并存的喜剧爱情电影。克莱尔·德尼（Claire Denis）凭借《双刃剑》（Avec amour et acharnement）获得第7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最佳导演，以女性视角探讨女性欲望，描绘了一段坎坷的三角恋情。弗朗索瓦·欧容（François Ozon）导演的《彼得·冯·康德》（Peter von Kant）致敬德国导演法斯宾德，描绘了炙手可热的导演和英俊年轻的演员之间的情愫。此外，埃马纽埃尔·穆雷（Emmanuel Mouret）《短暂的偷情纪实》（Chronique d'une liaison passagère），克洛德·勒卢什（Claude Lelouch）《恋爱大过天》（L'Amour, c'est mieux que la vie !），卡瑞纳·塔迪厄（Carine Tardieu）《年轻的情人们》（Les jeunes amants）等爱情题材影片也收获了不错的口碑。

相爱与分离这两组命题相互对立又不可分割。《此情此刻》（Plus Que Jamais）探讨了相爱之人如何面对死亡，隔着屏幕，我们仿佛能感受到北欧冰冷的寒风，还有主人公之间撕心裂肺的疼痛。一想到这部影片是加斯帕德·尤利（Gaspard Ulliel）的遗作，悲伤之情再次涌上心头。加斯帕·诺（Gaspar Noé）导演的《漩涡》（Vortex）将镜头转向老年生活，以分屏的手法，刻画了年迈夫妇走向生命凋零的过程。还有荣获第75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大奖的《亲密》（Close）。导演卢卡斯·德霍特（Lukas Dhont）说，他在纸上写下了几个词：友谊、亲密关系、恐惧、阳刚之气，《亲密》就这样出现了。影片讲述了一个关于分离的故事，探讨了青少年成长和性别认知，两位小演员将细腻的感情演绎得淋漓尽致。

女性力量赞歌

如果说2021年改编自安妮•埃尔诺同名作品的影片《正发生》（L'Événement）表现了在堕胎合法化前一位普通少女的堕胎经历，那么2022年的影片《安妮愤怒》（Annie Colère）则刻画了彼时法国女性集体争取堕胎自由的抗争史。故事追溯至1974 年1月，影片中的女性加入了堕胎和避孕运动（MLAC），呼吁把堕胎的自由权交还到自己手中。谈论法国女性争取堕胎合法化的艰辛历程，自然少不了提及西蒙娜•韦伊（Simone Veil），影片《西蒙娜：世纪之旅》（Simone-Le voyage du siècle）便回顾了她的一生。作为二战集中营的幸存者，韦伊的前半生经历已经足以证明她是一位勇士，而她接下来的政治生涯则更加令人敬佩：1974年，时任卫生部长的韦伊向国会提出女性堕胎合法化法案，面对重重压力，她据理力争，1975年，法案终于得以通过，也被命名为《韦伊法》（Loi Veil）。自此，法国女性终于拥有合法的堕胎权。影片中，晚年的韦伊一直在写作，这也呼应了她于2007年出版的自传作品《一生》（Une vie），书籍和影片相辅相成，展现了这位杰出而伟大的女性形象。

2022年，女性成为故事核心的法语电影不在少数。影片《全职》（À plein temps）刻画了单亲妈妈朱莉奔波于外省和巴黎的艰辛日常，她每天起早贪黑，搭乘列车往返两座城市，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电影《玛丽亚的梦想》（Maria rêve）展现了中老年女性追逐梦想的故事，它让我们知道，艺术与年纪无关，人人有拥有追逐爱情和梦想的勇气和权利。曾执导过《西班牙公寓》（L'auberge espagnole，2002）等作品的塞德里克·克拉皮斯（Cédric Klapisch）携新作《舞魂》（En corps）回归，展现了女主人公因脚受伤后不得不放弃芭蕾转向现代舞的坎坷过程，凭借着不服输的精神实现涅槃重生。影片《夏洛特》（Charlotte）以动画的形式讲述了年轻德国犹太艺术家夏洛特·萨洛蒙的真实故事，她才华横溢，年纪轻轻创作了大量画作，26岁时，怀有身孕的她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死在毒气室，夏洛特也被誉为“艺术界的安妮•弗兰克”。

基于真实或文本的改编

2022年8月，法国插画家让·雅克·桑贝（Jean-Jacques Sempé）逝世，享年89岁。生前，他以绘制插图和《纽约客》封面闻名，特别是他和作家勒内·戈西尼（René Goscinny）共同创作的《小淘气尼古拉》系列成为法国乃至世界的畅销作品。《小淘气尼古拉：我们还在等什么才能快乐？》（Le Petit Nicolas-Qu’est-ce qu’on attend pour être heureux？）以动画的形式呈现了桑贝和戈西尼的真挚情谊。《杏仁剧院》（Les Amandiers）基于导演瓦莱丽雅·布鲁尼-特德斯奇（Valeria Bruni Tedeschi）的自身经历，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一群戏剧学校面试学生之间的情谊，展现了青春时期特有的热烈与洋溢。

2015年11月13日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一直是法国民众难以忘却的伤痛之一。近年来，多位导演以此为主题拍摄影片，2022年上映的《巴黎重见》（Revoir Paris）聚焦女主人公亲历悲剧后的生活转折，《十一月》（Novembre）着重刻画恐袭后反恐搜捕行动组的工作图景，而《你不会得到我的恨》（Vous n'aurez pas ma haine）展现了男主人公面对妻子在恐袭中遇难后的心路历程。让全世界人民为之痛心的还有2019年4月15日的巴黎圣母院大火，几百名消防员彻夜扑救直至第二天黎明，挽救了教堂的整体结构。导演让-雅克·阿诺（Jean-Jacques Annaud）据此拍摄了《燃烧的巴黎圣母院》（Notre-Dame Brûle），刻画了大火发生的24小时光景。

2022年，法国作家皮耶尔·勒迈特（Pierre Lemaitre）的长篇小说《火光之色》（Couleurs de l'incendie）被改编成电影，故事围绕女主人玛德莱娜展开，讲述了她在遭到亲友背叛后复仇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大快人心。《秘密的时光》（Le Temps des secrets）改编自法国作家马塞尔·帕尼奥尔（Marcel Pagnol）自传体小说《童年的记忆》（Souvenirs d'enfance）第三卷，生动还原了作家笔下美好的童年时光。《卧室》（La Maison）改编自艾玛·贝克尔（Emma Becker）2019年的同名小说，《等待伯强格斯》（En Attendant Bojangles）改编自奥利维尔·布尔多（Olivier Bourdeaut）2016年的同名处女作，《乌斯特雷姆》（Ouistreham）根据弗洛伦斯·奥贝纳斯（Florence Aubenas）2010年的自传作品《乌斯特雷姆的码头》（Le Quai de Ouistreham）改编，等等。

传统与创新并存

2022年法国影片依旧少不了几大类传统题材，比如刻画德占时期巴黎犹太人生活图景的《一切顺利的女孩》（Une jeune fille qui va bien），关注移民问题和社会暴力的《雅典娜》（Athena），聚焦法国社会阶层差异的《坏孩子们》（Les Pires），反映政治的题材的《昨日世界》（Le Monde d’hier），揭发社会丑闻的现实题材作品《我会变成巨人》（Goliath）。除此之外，也不乏一些匪夷所思、脑洞大开的影片。《丧尸不要停》（Coupez !）翻拍自日本影片，故事发生在一个丧尸电影的片场。《驴叫》（EO）以一只名叫伊欧的驴的视角展开，通过动物观察世间人性的善与恶。《随心所欲》（En roue libre）中的女主角突然得了一种困在车里无法脱身的疾病，由此开启一场惊喜的公路旅行。《在一起》（En même temps）的两位男主角由于被胶水粘在一起而被迫形影不离。《吸烟致咳》（Fumer fait tousser），《不可思议但千真万确》（Incroyable mais vrai），《昏迷》（Coma）等影片也以离奇的情节设定吸引了不少观众。

悬疑和穿越同样不可或缺。2022年收获一众好评的影片《12日的夜晚》（La nuit du 12）借由一桩谋杀悬案展开对受害者的调查，由此引发对社会问题的思考。2022年底由文森特·拉科斯特（Vincent Lacoste）和桑德琳娜·基贝兰（Sandrine Kiberlain）联袂演绎的《绿色香水》（Le Parfum vert）以一起发生在法兰西大剧院的谋杀案为主线，向比利时漫画《丁丁历险记》和电影导演希区柯克致敬。还有热拉尔·德帕迪约（Gérard Depardieu）主演的《梅格雷》（Maigret），劳尔·卡拉米（Laure Calamy）主演的《恶之源》（L’origine du mal）等等。此外几部穿越题材也引人入胜，在《五恶魔》（Les Cinq Diables）中，小女孩穿越回到过去，目睹了母亲年轻时候的生活，揭开了故事真相。《人生漩涡》（Le tourbillon de la vie）通过镜头的转换与堆叠，呈现了主人公茱莉亚的多重人生，同时导演也将无解难题抛给了观众：如果人生可以重来，该做出如何选择？

纪录片受到关注

2022年10月，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以表彰其“勇敢又确切地书写从个人记忆中挖掘出的根源，疏离以及集体约束”。同年12月，埃尔诺首次尝试执导的纪录片长片《超八岁月》（Les Années Super 8）在法国院线上映。这部影片是她和儿子大卫·埃尔诺-布里奥（David Ernaux-Briot）共同导演，原始素材来自于1972年至1981年间他们一家人用一部超8毫米摄影机拍摄的影像，主要出自彼时安妮·埃尔诺的丈夫菲利普·埃尔诺之手，因此这部纪录片也可看作是一曲家庭的“六手联弹”。全片时常约1小时，记录了埃尔诺一家人在生日、圣诞、假期的日常图景，但同时，它犹如一扇窗户，呈现出当时法国中产阶级的生活特征。摄像机拍摄的画面均没有声音，埃尔诺专门撰写并念诵旁白，使得这部纪录片成为一本个体与时代的“影像之书”。

如果说在2022年初有幸在奥德翁剧院（Odéon Theatre）看到了伊莎贝尔·于佩尔（Isabelle Huppert）主演的戏剧《樱桃园》（La Cerisaie），在圣三会教士剧院（Théâtre des Mathurins）看到法布莱斯·鲁奇尼（Fabrice Luchini）的演出《拉封丹和封禁》（La Fontaine et le Confinement）已经足够激动人心，那么2022年底，法国导演（Benoit Jacquot）更是将镜头直接对准这两位法国重量级艺术家，记录了2021年夏天他们在阿维尼翁戏剧节的表演日常。此外，米特拉·法拉哈尼（Mitra Farahani）执导的《星期五见，鲁滨逊先生》（À vendredi, Robinson）记录了伊朗导演艾布拉希姆·格勒斯坦（Ebrahim Golestan）和法国导演戈达尔之间与电影有关的邂逅，两位电影界大师每星期五进行邮件通信，共持续29周，影片摘得第7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遇见单元评委特别奖。

当然，2022年优秀的法国电影不一而足，远不止上面提到的这些，《岛屿上的煎熬》（Tourment sur les îles），《跟我走吧》（Viens je t’emmène）等优秀影片还登上了《电影手册》2022年度十佳的榜单。在这些法国电影中，我最喜欢看在巴黎取景的影片，热衷于根据镜头中的画面辨认巴黎的每条街道，每个坐标，宛若一个个猜谜游戏：《巴黎夜旅人》中的博格勒内尔街区，《晨光正好》结尾的蒙马特高地，《味道与颜色》（Les goûts et Les couleurs）里的圣马丁运河，《再见巴黎》（Adieu Paris）中的丁香园咖啡馆，还有丹尼•伯恩（Dany Boon）主演的电影《驾驶她的车》（Une belle course），当镜头下的出租车行驶在巴黎的大街小巷，我们也一同欣赏着这座城市的天明与黄昏。每部电影或欢乐，或悲伤，或娓娓道来，或发人深省，为我们带来了不同的体验，在我们身上留下了不同的烙印。电影散场，生活还在继续……

很真实的生活。没有乱七八糟的渲染。看似平平淡淡， 又很现实。这么多嫌疑人，又一个个有不在场的证据，又一个个没有深究。看似警察也很无奈，有点小小的无能。其实每个工作人员也都认真负责，包括法官三年之后仍然关注和启动侦查。经费紧张，申请侦查条件也不容易。突出了法制社会的程序正义。个中杂揉着不同人的感情，行为和三观。

12日的晚上，少女Clara被烧死。Yohan负责调查这个案件，几乎锁定在情杀，然而当真正展开调查，每个与受害者有关的男性都像是罪犯，但也都有不在场证明…与此同时搭档的崩溃和同事的态度都在逐步加重Yohan的压力。案子被搁浅后的三年，在一位女性法官的要求下重启调查，但再次碰壁。故事的最后，这仍是一出悬案，没有结果，但Yohan卸下了束缚，将继续坚定的调查下去…

整个电影几乎都是男性角色，在后期逐渐出现了女性法官和女性警察，其中女警的一句话好像点出了这个故事的真的“案子”：男性罪犯，男性警察，一个男人的世界。所以真正无解的不是这一起找不到犯罪者的案件，而是永远无法调和的关于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矛盾。

当我听到Clara朋友的哭诉，女法官的坚持，女警的初心，对比着嫌疑人们的各种对受害者的嘲笑，丑化，伤害…我甚至觉得被烧死根本不是最残忍的，残忍的是男性眼中的女性究竟是什么样的。再一次又一次的调查里，甚至连警察都开始动摇，开始认为Clara可能是咎由自取的时候，正义到底是否是可以被执行的呢？

电影巧妙的地方就是将如此尖锐的矛盾藏在了一个案子里，观众可以只关注这一次的破案过程，也可以去思考究竟是什么问题导致了这一个死结。对于我来说，画面其实还有很多可以精进的地方，视听上略显平淡，但故事讨论的议题和选择的展示方式还是可圈可点的。

如果性别本身的区别不可改变，究竟什么可以使人可以不站在对立的两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