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蜜之地

如题。

农村不是想象中那么美好，也不是那么恶劣。善良的哈迪兹孤身一身，母亲垂危，常日卧居病榻；她采蜂蜜、养蜜蜂，对自然的赐予无比感怀，却又被临时迁来的一大户移民冲击了本就支离破碎的生活于是，。生活中唯一的一点和谐——来自和自然共处的那部分——也被利欲熏心的商人和一心养家的农民邻居搞得面目全非。孤独、苦痛，如此不公……

纪录片定是积累了好久的素材，才能剪出平淡中剧情斗转而张力十足的片子。对于这些冲击，也未过渡强化，仍然是生活的样子。

剧组定是知道哈迪兹的母亲要去世，拍摄中“撑到”这一刻，好在未加渲染，但仍然将我们已有的伤悲直接呈现在剧情中。不必如此，但也无可厚非。

今年IDF唯一特别想看的影片，一是因为上影节错过了该片（当时本想配合安哲《养蜂人》一起看，结果时间错开了），二是因为自己的外公也是一名养蜂人，母亲年轻时也曾拍过关于外公的记录短片。所以，自己对养蜂人和蜜蜂带有特殊的情感基础，影片中许多画面自己也都有着强烈的共情。

影片捕捉到了女主许多细腻的行为，轻抚停在手上的蜜蜂让其飞走、用树叶帮助溺水的蜜蜂逃离、和母亲不断的亲吻等等，这些细腻背后是女主对蜜蜂对自然环境的博爱，对母亲的慈爱。

同时，生活中的种种矛盾也逐一呈现在我们面前，不仅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又有家庭内部的。

小男孩不满父亲的功利与苛责，离家出走跟随养蜂女游走采蜂，即使最后又被父亲带回家中，但似乎表现着孩童的意识，珍视与蜜蜂、与采蜂女间的情感；想着土耳其一家子女遍地，养蜂女向母亲倾诉着没有子女的苦恼，母女间的怨恨早逝，唯留略带戏谑的鼓励：“你会找到对象的”，一种淡淡的哀愁缓缓流淌。

影片摄影也十分出彩，大远景、逆光镜头的组接、手持摄像机对捉牛过程的捕捉等等。尤其最后结尾母亲去世后，养蜂女再次来到山崖捕蜂，同样给了一个逆光镜头，但这次陪伴在她周围的不再是土耳其男孩，而是那只一路追随她的黑狗，分享着蜂蜜之地的美味。

映后摄影师谈到，最初影片的主线是环保纪录片，但土耳其一家人的出现，自然生长出了更为精彩的题材，这些题材增添了影片的情感与冲突。正如《纪录片创作完全手册》中说的那样：“在观看了这一系列充满含意、情感和矛盾的事件后，理智与情感得到升华。”

没有太多想表达的东西，希望今后也能在妈妈的基础上，再去纪录一些外公和叔叔等中国养蜂人的故事吧。

原名：Honeyland: “Underdevelopment, Coated in Honey” 作者：Dina Iordanova 译者：李伟杰 校对：沙皮狗 DOCALOGUE. 1 June 2020

译文地址：http://lwk.ffmm.com/2022/04/16/honeylandunderdevelopmentcoatedinhoney/

把“落后”描述为一个迷人的道德故事是不对的。自从一个世纪前罗伯特·弗莱厄蒂（Robert Flaherty）制作“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 )以来，它就一直是错误的。某种程度上，《蜂蜜之地》（Honeyland, Tamara Kotevska & Ljubo Stefanov, 2019 年）就是21 世纪纳努克：用现代包装弗莱厄蒂的方法，甚至让不会说当地语言的电影人来拍摄他们。在这里，一名 50 岁的土耳其族妇女Hatidže生活在北马其顿原始的偏远山村Bekirlija，在那里她坚忍地照顾年迈的母亲，并通过饲养野蜂来维持生计。两位年轻的当地电影人Tamara Kotevska和Ljubo Stefanov，都是斯拉夫人（Slavs）。影片观察Hatidže与人类和自然复杂的互动过程，逐渐将她塑造成一个遵循自然世界智慧的圣人。Hatidže被引导行动，并融入她自己生活的某个面向。是基于事实，但被电影人以诗意的方式所构筑。导演们说他们“缝合了一个有意义的视觉叙事”，那是因为他们不理解Hatidže的话。《蜂蜜之地》，是一部真正由弗莱厄蒂重新制作的纪录片，人们也可以称其为“假纪录片”。

蜂蜜之地是当时中获奖最多、发行范围最广的电影之一，从 2019 年在圣丹斯凯旋，到年底获得两项奥斯卡提名：最佳国际故事片和最佳长篇纪录片——对各种现象的判断，证实了这部纪录片与任何故事片一样，都属于高度构建的作品。《蜂蜜之地》的广泛赞誉，对于两位来自与世隔绝小国的年轻电影人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这个双重提名也给我揭示了：《蜂蜜之地》太虚构了，不能被视为纪录片。或者，换一种说法，这部电影太做作了，不能作为“现实的代表”。在展示“被上帝遗忘”的巴尔干地区一个贫穷的少数民族妇女的生活时，它被作为道德故事的愿望所驱动。《蜂蜜之地》不记录，它宣扬。

这部电影为Hatidže的贫困和奉献精神，以及她接受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投下了金色的光芒，赋予了她道德上的优越，并将她的生活方式描绘成一种令人向往的东西。确实，简单的定居生活，贴近人的根源并尊重自然的温和方式，是当今的道德要求。 Hatidže的孝心比移民家庭带来的混乱要好得多——他们匆忙、肮脏、吵闹，他们不尊重、暴力。他们的小儿子反对，迟早会逃跑，与他压力大、衣冠不整的父亲断绝关系。通过他，这部电影展示了理想的下一代如何倾向于Hatidže的生活方式。确实，这部电影似乎在说，如果我们关心地球和人类的生存，这就是我们都应该选择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放弃高攀时尚潮流，停止做高消耗的高端成功人士，放慢速度。仰望天空，拥抱大地。把蜜蜂带回来。冥思，赎罪。

对于这鼓舞人心和迷人的“告诫”，Honeyland为“落后”包上糖衣。另一部纪录片可以用同样的材料，在同一个地方制作。但这将显示出当地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极端孤立和忽视，他们生活赤贫，他们只有有限的生活机会，缺乏基本的便利设施，以及他们缺乏教育和医疗保健。我们看到Hatidže去斯科普里（Skopje）的市场出售几罐她的神奇蜂蜜；当你抬头看这个地方时，就会发现它距离她居住的地方有 60 公里——所以这真的是一段旅程，而不是好像电影中一样她随意可以去其他城市。她可能会以 15 欧元一瓶的价格出售几罐蜂蜜——但在一个大家都没钱的地方，她能卖多少？就算她能卖出十罐，也就是150欧元，她整个季节的收入……

Hatidže自给自足的生活——就像世界上许多此类地区的边缘人一样，不是一种选择，而是“缺乏选择”。孤立、管理不善和腐败的政治现实迫使她成为这样养蜂人——从大自然中寻找营养，和母亲一起躲在破败的犁沟里。这是一个关于生存的故事，而不是卢梭式的回归自然。

但如果制片人只是单纯地展示现实，那么今天大多数人都不会看到这部电影，我们也不会在这里谈论它。来自偏僻国家的电影人——巴尔干半岛和许多其他地方一样——除非诉诸自身的异国情调，否则无法获得关注。以某种方式缝合叙事，并要求他们的主题重新改编，在某些方面强化迷人的道德叙事，这是一种对市场需求的简单回应。这是电影节的卖点，也是国际发行的需求，所以这就是像 Tamara Kotevska和Ljubo Stefanov这类年轻导演从一开始就学会兜售的东西。这里没有什么新鲜事：几十年来，这类型的市场需求一直在推动巴尔干地区一些最成功的电影制作——比如著名的超现实大师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作品马上映入脑海。这些年轻一代也有好的作品——而且比野蜂蜂蜜卖得更好。

刘蜜书（左）在辞去教师工作后，在秦岭穿梭30多万公里，找到35户山里人家，与他们一起共同从事古法养蜂的工作。他的四爸（右）是其中一位秦岭养蜂人。

在秦岭生活了一辈子，和山里的土法养蜂人合作也有快十年，但我从来没想到，一部讲述几万公里外欧洲北马其顿山区女养蜂人的纪录片，能让我有如此深刻的共鸣：“她的养蜂方式，居然和我们保育的秦岭古法养蜂如出一辙！”

但看完这部全球得到多项大奖和提名的《蜜蜂之地》后，我感到有些失落，忍不住想：秦岭的守蜂人会不会也有这一天？

《蜂蜜之地》。

纪录片的主角哈蒂兹总说：取一半，留一半。在她看来，价格公平，谁都别贪，这样生计就可以持续。但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有太多现实的因素可以打破这平衡：发展、养家、市场变化、商业资本的鼓动……

就像闯入哈蒂兹领地的养蜂人侯赛因对儿子说的：“我没有必要养蜂，这些都是为了你们。”

看完之后，我自以为是地暗下决心：不能让秦岭成为最后的“蜂蜜之地”，一定要留住秦岭的古法养蜂。

1.得天独厚的陕西秦岭守蜂人

《蜂蜜之地》女主人公所住的村子，位于巴尔干半岛中部，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夏天炎热，冬天寒冷，干燥少雨。

相比之下，秦岭陕西段的气候条件要优越得多，蜜源也很丰富。图为山野环绕的秦岭守蜂人的家。

我给秦岭古法养蜂人起过很多名字：养蜂人、牧蜂人、采蜂人、酿蜜人、猎蜜人……当我开始写《秦岭最后的守蜂人》系列文字时，我才发现，他们就是在守——守着山、守着蜂、守着生计。从这以后，我就称在秦岭坚持用古法养蜂的人为“守蜂人”。

《蜂蜜之地》哈蒂兹的家乡灌木丛生、遍地野草，不算荒芜，却没有见到森林，所以蜜源也相对少一些。

而我所在的秦岭陕西段，则有明显的气候和地理优势。

陕西秦岭北麓属温带季风气候，南麓则处在亚热带季风气候带，南北气候差异明显：北部干燥，南部多雨，西部则慢慢由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过渡，寒冷多雪。

从卫星地图上看，这里和西双版纳、大兴安岭等地区，都呈深绿色，是中国乃至全球都更绿的地方。这里有19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哺育着345只野生大熊猫[2]。这一片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核心地带。

相比《蜂蜜之地》的哈蒂兹，秦岭守蜂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在地图上最绿的地方养蜂，有受全世界宠爱的大熊猫陪伴。

我们协助的守蜂人，主要分布在秦岭南麓。这里从太白山向南缓慢延伸，一直到汉水河谷，海拔由3000多米过渡到600-700米。古法养蜂区则集中在2000-1000米这个范围。立春开始，一直到寒露，也就是从2月底一直到10月底，这里都有花粉或花蜜可供本土蜜蜂采酿。

[1]http://www.snrmt.com/wap/article/index/112480

[2]//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14999

2.北马其顿与秦岭，远隔万里心有灵犀

影片中，哈蒂兹要先爬上附近山崖，将在山岩缝中生长的野蜂“招”至自家麾下。

秦岭的守蜂人们也善于在悬崖上招蜂，只不过使用树桩做成的蜂桶。

影片中，哈蒂兹采用的是当地传统养蜂方式，即招回本地野外蜜蜂，放入提前为野蜂建造的蜂箱里。这种蜂箱模拟野蜂自然选择的栖居地而建。蜜蜂入住蜂箱后，自建蜂巢，自我繁育，自行酿蜜，养蜂人根据每年的酿蜜情况，酌情取一定的蜜换取生计，留下蜜蜂的口粮，以便蜜蜂过冬。

岩石缝隙，树木空洞，泥土洞穴，都是本土蜜蜂选择筑巢、繁育的理想空间。

我们协助的守蜂人熊大哥说：“老辈人先在石缝里发现了蜂蜜，定期采集回家。后来为了方便照看，年年都有蜜吃，才把蜜蜂招回家照看，这样一来，每年都有蜜吃。”

可是我们在秦岭穿行10年，都没有见过蜜蜂在石缝里筑巢的现象——在树木空洞里筑巢的倒是见过几个。牛尾河自然保护区的方大爷说：“过去，有人发现树洞里有蜂子，就把那一段树木锯断，再搬回家养着。和木头一起搬太笨重，蜜蜂也容易半路跑掉，他们就仿照这个树洞，做成蜂桶，放在崖上，就能招来蜂子。”

为什么秦岭南麓的蜂很少在岩石缝隙里筑巢？因为这里潮湿、多雨，就算是向阳的石缝，也难免有些发潮。而哈蒂兹那里海拔高、纬度高、降雨量少。你看她撬开石缝时，周围都很干燥，所以蜜蜂选择在石缝里筑巢。

哈蒂兹的蜂箱是石片垒起来的。秦岭守蜂人的呢？是把直径30-40厘米以上的木头，分成120cm左右的树段，从中间劈开，掏空木头，晾干，就成了蜂桶。哈蒂兹那里没有森林，但是石片却不少；秦岭呢，树木很多。所以，两地人们都非常善于就地取材，来帮助蜜蜂建造它们喜欢的房子。

哈蒂兹家中的蜂房是用碎石片垒起来的，属于因地制宜的产物。

秦岭守蜂人们就地取材，用掏空树桩给蜜蜂造一个家。

不谋而合的是，他们都从悬崖上招蜂。汉西林区的守蜂人刘哥说：“蜂桶要放在发红、发白的崖上，蜂子才肯来。”我问刘哥为什么，刘哥说老一辈人都是这么做的。

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崖壁上，光照时间长，相对温暖。蜜蜂是一种恒温动物，它们需要将蜂巢内的温度恒定在36-38度，而维持这个温度，就要消耗它们的“粮食”。如果筑巢的地方光照充足、自然温度高，蜜蜂维持巢内的温度时，就可以减少对“粮食”的消耗。这是后来科学家研究出来的知识，这些知识，秦岭的养蜂人是不知道的，哈蒂兹也不一定知道吧？但是他们都可以凭着经验去揣摩蜜蜂的“心思”，投其所好。

哈蒂兹去悬崖招蜂，背着用泥或牛粪糊起来的藤编蜂罩。

秦岭守蜂人用竹编的蜂罩，形状与哈蒂兹背的高度相似，外表糊着牛粪。

哈蒂兹去崖壁招蜂时，背着一个倒置漏斗形的罩子；秦岭守蜂人，也有一个这样的罩子。虽然他们在地球的两端，但是利用自然的方式却出奇地相似：都编了一个罩子，都使用牛粪把罩子糊得严严实实……如果说有什么差异，那便是哈蒂兹用的材质不是竹子，而是像某种藤条，尺寸较大；而秦岭守蜂人用的是竹子，尺寸稍小。

所以为什么要做这个罩子？

这叫蜂罩。我们可以将其理解成为一个临时用于周转的蜂箱。蜜蜂总是喜欢待在黑乎乎的地方，所以，无论是在北马其顿还是在中国秦岭，守蜂人在做这个蜂罩的时候，都是想创造一个可以方便搬运的“洞”。他们把蜜蜂从之前的洞里，引诱到牛粪糊起来的这个临时的“洞”中；最终再转移至更安全的、由守蜂人为它们专门建造的新家。

虽然远隔万里，但北马其顿和秦岭在就地取材、遵循蜜蜂习性、做蜂罩、制蜂箱招蜂的思路上是一样的。

3.“蜂子这东西，是天财”

蜜蜂对生长环境很敏感，也需要有干净的水源，图为秦岭蜜蜂在饮水休憩。

哈蒂兹担心邻居的牛闯入会干扰蜜蜂，污染蜂房，急着把它赶走。

十年前，我觉得我四爸的蜂群数量总是无法壮大，就自以为是地建议他学习新技术，扩大规模，并承诺包销。但四爸无动于衷，只平静的说了句：“蜂子这东西，是天财，主要看你命上带不带。”

他一个人这样说，我还不以为然。但十年来，我遇到的几百个养蜂人，几乎都这样说。太白保护区的李大爷认真地告诉我：“养蜂不过百桶，过了百桶，做事就要小心了。”

养蜂要靠缘分？是天财？那是不是我们躺在家里等着，蜜蜂自己就会上门来呢？

当然不是。

首先蜜源是关键。蜜源好，蜂才旺。一般来讲，蜂桶超过100桶的守蜂人都住在秦岭核心保护区里。这里几乎没有农业，周围上百公里都是林区，路难走，人烟稀少。生活在这里，必须能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苦。

其次，桶多，才更有可能被蜜蜂选中。一个崖上放几个不同大小的桶，可以增加招蜂成功率。给蜂桶内壁涂上蜂蜡，不仅气味能吸引到蜜蜂，而且蜜蜂筑巢时也能给它们奠定一些基础，减少它们分泌蜂蜡而费的功夫。

另外，就算招到蜜蜂，放置蜂桶时，假如阳光不够充足，风太大，缺乏遮雨条件，蜜蜂也会离你而去。

而守蜂人如果总在地里使用农药，蜜蜂也不愿意来。

所以，虽说缘分很重要，但如果你和一个姑娘有缘，却不真心实意的去爱她，她真的愿意和你在一起吗？

如果你虚情假意，不付出真心，蜜蜂也不会愿意和你在一起。

4.生计不能只靠它

秦岭守蜂人种植的天麻。

影片中没有看到哈蒂兹从事其他农业活动，如果养蜂出现不可抗拒的风险，生活就难以得到保障。

在秦岭，很少有守蜂人只靠一项收入来维持生计。秦岭古法养蜂，就像养鸡养鸭一样，家家户户都有，只是或多或少而已。

如果守蜂人家的地理位置好，蜜源好，又能坚守古法，蜂蜜收入占比就高一些。我们协助的守蜂人，蜂蜜的收入占比，从十分之一到四分之三，都有，但都不是单靠蜂蜜为生。

汉西林区的刘哥，种天麻，猪苓，重楼等药材，养蜂100桶左右；牛尾河自然保护区的方家，养蜂100多桶，种植山茱萸，重楼等药材，采集桑黄、重楼等药材；小陇山自然保护区的王大哥，养蜂80多桶，种天麻、黄精、芍药等药材……

相比秦岭守蜂人，哈蒂兹的收入结构似乎确实有些单一。蜜蜂没有了，生计就没有了。从她和母亲的对话来看，她陷入了绝望。

一开始，我们也希望守蜂人能专业化发展，把蜂蜜产量做大。后来发现，蜜源有限、气候异常、森林喷洒农药……这些不可控制的因素，都有可能导致蜂群死亡或者蜂蜜产量下降，甚至会导致绝收。

所以，古法养蜂保育工作是要鼓励守蜂人利用本土自然资源及智慧，实现生计来源多元化。这样他们就不会把生活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养蜂上。

5.适度采蜜：用价格调节

侯赛因和商人锯断了野蜂树桩，最终导致无蜜可卖，全家搬离村子。

秦岭守蜂人遵循古法养蜂的原则：对蜂蜜取一半，留一半。

哈蒂兹的蜜蜂没有了，主要是因为侯赛因和商人。

在商人的鼓动下，侯赛因取蜜太多，以致于他的蜜蜂最后无蜜可吃。哈蒂兹的蜜蜂受到了威胁，蜂蜜被盗。商人还不满足，唆使侯赛因和他一起去找野蜜——而那些野蜂，恰恰是哈蒂兹的蜜蜂种源。他们锯断了树木，掏空了蜂巢，蜜蜂只能选择逃离。

商人只会想要更多的蜜，却不会考虑侯赛因的养蜂事业能不能长久，更没有想到他的所作所为会把哈蒂兹逼上绝路。商人这样做，也说明市场上有一群等着抢蜜的消费者。没有需求，哪来伤害？

秦岭这里也大同小异。“取留各半”本是是秦岭守蜂人坚守多年的原则。可随着人们对土货的需求日益增加，守蜂人也会被驱使着取更多的蜜。有守蜂人不听老辈人劝告，取蜜太多，而导致蜜蜂无法过冬。也有人从传统养蜂过渡到新式养蜂后，取蜜过多，冬季喂白糖，令蜜蜂体质变差，而被传染上烂子病，死蜂多半。

受极端气候的影响，过于寒冷的情况下，蜜蜂很容易被冻死。

另外，有些秦岭的“侯赛因”，会用现代化的活框蜂箱饲养蜜蜂，想要产出更多的蜂蜜。但因秦岭本身蜜源比北马其顿好，“侯赛因们”的蜂蜜并没有显示出额外的优势，有时甚至还会滞销——市场本身也在进行自然的调控。

但如果没有商人，守蜂人就无法与城市消费者建立具体的连接，这显然也行不通。那么，可以有商人来帮助建立甚至维持平衡吗？

蜜蜂自己筑巢，自我繁育，自然分蜂，吃自己的蜜蜂过冬；古法养蜂应更顺应蜜蜂的自然习性，更照顾蜂群的整体性，适度取蜜，既能照顾蜜蜂，又能谋取生计。如果有商人利用价格杠杆，适度地提升价格，则可以让守蜂人自身更加坚守他们的传统做法。

坚持适度采集、多种经营，是完全可以兼顾绿水青山与合理收益的。而对那些想要尝试新式养蜂的守蜂人，我们也可以支持并一起探索，在照顾蜜蜂自然习性的前提下，帮助他们提升产量，同时适当降低价格，这样也可让一部分消费者买到更廉价的自然蜜。

6.回不去的大山？

太白山守蜂人方大爷（中）今年已经80岁了，左为方大爷的女儿，右是本文作者刘蜜书。

北马其顿的哈蒂兹50多岁了，守着家中85岁的老母亲，在山上独自采蜜。秦岭的守蜂人，也很少见到40岁以下的，50-70岁这个年龄段占比80%以上。更年轻的人几乎都外出打工了。能留下来的，很多也是因为考虑到要照顾老人或者孩子。

汉西林区刘哥，40多岁，一个人在老家种天麻，老婆带孩子在镇上上学。他说他适应不了城市生活，不愿意出门打工，所以主要靠种天麻和养蜂；王明春50多岁，和老婆留在小陇山自然保护区的一个大山沟里，挖药、种药、养蜂，同时守着年事已高的父母；汉西林区的熊老哥，50多岁，和老婆一起种天麻、喂母猪和牛。熊老哥一个儿子在当兵，一个女儿在上学，还有一个女儿已经出嫁，他要攒钱给儿子买房，给女儿挣学费。

年轻人是回不去的。虽然也可能比在城市挣钱多，但太寂寞太清苦，年轻人受不了。

山顶的人搬到了半山腰，半山腰的人搬到了山脚下，山脚下的人搬进了城，人们都和山上的水一样，慢慢向更低、更开阔、更发达的地方流动。

再过10年、20年，会怎样？山里大概没有人住了，古法养蜂也就没有了，和《蜂蜜之地》一样，只剩下一座一座的坟头。

蜜蜂会怎样？没有人守护它们，会不会被狗熊伤害？没有人取它们的蜜，它们会不会更健康？没有人用蜂罩捕获它们，是不是更自由？

希望总是有的：哈蒂兹悬崖上的野蜂又开始产蜜了。

哈蒂兹也好，秦岭守蜂人也罢，他们都没有把蜜蜂当做流水线上的一位工人。他们是爱蜜蜂的。他们深深地知道，自己离不开蜜蜂。

既然还有守蜂人在秦岭深山里居住生活，既然大家还需要蜜蜂酿造的香甜蜂蜜，那就让人类与蜂子们一起好好地相处下去吧。

图片：《蜂蜜之地》静帧、刘蜜书

编辑：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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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相信《蜂蜜之地》是纪录片。

它有剧情。当然，讲故事的纪录片很多，可起承转合有如《蜂蜜之地》般工整的吗？大半故事片也没这等水准。

镜头里的人太自然。说他们不是演员？确实，他们没演员好看，可导演能教，就像《罗马》里的女佣。

好比《一个都不能少》，《蜂蜜之地》一定是大师执导的素人电影。

赶紧查查百度、豆瓣，导演塔玛拉·科特夫斯卡、卢博·斯特法诺夫，没印象，一点儿印象也没有。两位都是北马其顿人。北马其顿？这个欧洲角落的存在感，似乎仅来自邻国希腊间歇爆发的声讨。

出乎意外。然而，籍籍无名不是拍不出好片儿的标签。

《蜂蜜之地》何止一个“好”字了得，它简直树立了纪录片的一种典范。如果它真是纪录片。

讲人讲事的纪录片，可以拍得比故事片还有故事。前提是，敏锐意识到所摄人和事的戏剧性。基础是，三年跟拍，超过两千小时素材积淀。还需要些技巧，一，用拍电影的心摄影；二，不要影响拍摄对象，让他们把拍摄者当草木砖石般的存在。

尽管，创作团队——两个导演、两个摄影师、一个剪辑和一个音效师，做好了全部，仍难相信《蜂蜜之地》是纪录片。“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说的不就是《蜂蜜之地》？它如果是纪录片，肯定是天成之作。像蜂巢流淌出的蜜，晶莹、柔滑、甜香，如此美好之物是一群“嗡嗡”的杰作？是，也不是，是自然的恩赐。

看过《蜂蜜之地》，想有位养蜂的朋友，想知道咬一口带蜜的、黄澄澄的蜂巢什么滋味。

这是更名为北马其顿之后的这个巴尔干小国，继《暴雨将至》后第二次进入奥斯卡视野，且破纪录的一下拿到最佳纪录长片和最佳国际电影两项提名。前年，倒也有过关于中国高定设计师郭培的一部纪录片《明黄禁色》，代表新西兰申报过最佳外语片，但并未获得提名。

《蜂蜜之地》记录了巴尔干山谷里一对老母女安静的终时守候。母亲几近失明又半身不遂，每一次伸张都像是将要了老命般痛苦而吃力；女儿年过六旬，迄今未嫁，常年从树林里刮取天然蜂蜜，以换取微薄生活来源。早自二战后，南斯拉夫和土耳其就开始了人口互换，而母女俩就是始终没搬走的土耳其人，甚至于整个荒芜的村落里也就只剩下她俩和几只猫，与外界唯一的联系，是女儿偶尔去首都斯科普里的集市上卖蜂蜜。 一家可能是阿尔巴尼亚裔的牧民吵闹着闯入，山谷喧嚣着愉快起来，也从生产资料到生产方式上产生矛盾。始终更懂蜂巢规律的女人注定是这儿的主人，也注定被山谷永远束缚。牧民离去，这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里，依然只剩下两个老妇和几只猫，以及四季交替中亘古不变的山谷声响。 这种有着民族学背景的生活流记载，也是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常见题材和景象。当然，北马其顿的制片人拍得更精致、清晰，并饶有诗意。对于看惯了欧亚文艺电影或新闻题材纪录片的学院评委，这类纪录或许给他们一个陌生而新鲜的异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