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

作为中国的八零后导演李睿珺，坚持自身的艺术取向，站在坚实大地的寸壤之上，将对于国家文明与百姓家园的思考放置于其作品之中，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所特有的冷峻风格，这与他艺术追求中所秉持的纯澈温润风格特质相结合，交织成为了这一部内敛深沉的现代启示录。他用两个小男孩回返草原这一故乡母体的旅途作为故事主体，将自身对于家乡不再依旧的现实考量和焦虑心理投射在找寻的过程中，两人所见的茫茫大漠与干枯草原，结合对于故乡原来模样的怀念，体现了工业文明对自然所带来的冲击之大、之深，一览无余的平地上是创作者深沉的叹息。

一.创伤叙事的家园书写

影片的主人公设定为两个小男孩，因为父母的原因，他们从小便分隔两地，分别归父亲与爷爷照料，以至于当哥哥巴特尔被接去与弟弟阿迪特尔同住时，二人的矛盾一度不可调和，处于尴尬的境地。这一家庭背景塑造了整个影片“痛感”的一部分，兄弟两人因父亲的偏心而大吵，甚至在沙漠中大打出手，平时的相处更是难掩对于对方的厌弃之情。作者将影片的叙述者定为两个孩子，给予了他们创痛的家庭背景，又利用他们去学校念书这样的现实情况，将家人从他们的生活中剥离了出去，被迫使二人在母亲与爷爷皆亡，无人领他二人回家时，踏上返乡之旅，去草原找自己的父亲。二人踏上了去草原的路，开始整个电影的寻乡之旅。而在二人征服大漠的途中，沿路皆为干枯的杂草，没有一条河流，只剩一地沙砾，荒凉而破败，呈现出家园覆灭后的苍凉与孤独感。弟弟坐在干枯的水井边，双眼无神地望向眼前的大地，记忆中水草丰茂的家乡已然不是曾经的样子，在幻想中出现的翠绿的青草河岸在一次转身后化为乌有，褪色成这片光秃秃的土地。这一处对于家园的艺术化想象为影片添上了十足的风情，美丽的大草原背后，隐藏的是关于家乡的乌托邦式想象，是失乡者心目中重新构建的诗意化的精神原乡，同二人旅途中所见的荒凉与破败之景分立在话语两侧。被现代工业文明摧残过后的家园呈现出丑陋的一面，也构建起家园叙事文本的异托邦。影片展现了这样一个“去乡”的过程，而留给屏幕另一侧的观者以有关“怀乡”更大意义，剖开创痛的内核。

二.文明碰撞下的现代焦虑

影片将叙事背景放置于乡村一方，引入了卡车等象征工业文明的物品，构成了城乡的二元对立结构。这是李睿珺的电影中始终聚焦的一个关注点，立足于乡土大地，展现对于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农业文明激烈矛盾的思考和关照。在这种文明的碰撞下，代入了创作上的现代焦虑，将现代语境下的难题抛掷于观者对于影片的感悟之中。由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强行到来，当地的生态遭受了巨大的浩劫，原先生活在草原的喇嘛也被迫搬离到别的乡镇上，随处可见的废弃工业零件被孩子捡起来当作玩物，卡车拉着一车的羊群，摇晃在驶离的路上，而再想起影片开头巴特尔对爷爷说的想要去草原放羊的简单愿望，此刻也淹没在工业化的浪潮声中，成为话语消散后的一层文明更迭的危机。城市虽然在电影中没有出现，但不论城市是否真正在场，或隐或现的现代工业文明仍然是城乡二元对立中相互关照的文本。影片中两兄弟对于消失的故乡所表现的孤独神情恰好成为了整个电影的基调，用孤独感砌成文化的断层感，当地人投身于淘沙与开矿之中，麻木而辛苦。他们无法意识到自己正加速着故乡的“失去”，而文明碰撞也必然导致家乡的丧失，水草丰茂的地方将只存在于内心，成为以后怀感的精神原乡和陌生化的精神映像。导演用冷静态度旁观这一切，正如李睿珺自己说的：“我当然不会是带有放大镜去观察中国，但也是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希望保持客观冷静的方式呈现转型中的中国的社会形势，供大家思考。”他以此试图唤醒大众，不要总执着于现代化带来了什么，而是用反思的眼光思考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

三.主体丧失后的文化寻根

该片在乡土背景之外，呈现了一种散文诗般的美感。镜头的选取上展开了一个纯澈的人间，而且这种纯澈延伸至主观，便成了巴特尔与阿迪特尔两个儿童的视角选择，导演这样的设计无疑是加重了影片的反思况味，大有更为深刻的思考。儿童的人生阅历不丰富，内心单纯。对于家乡的认识也比较模糊。而就是这样的群体。在面对家园逝去、时代变迁时，恰恰更为可悲，他们就像是故乡的失语者，成了现代文明所无视了的一些人，而由于他们主体认知的不足，又成为了身份界定不清，未来还有无限可能的一群人，而原本处于时代变革浪潮冲击最深的中老年人，则没有过多的展现，原应作为主体的他们成为缺失的一角，而下一代的人生却被冠上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片中老喇嘛曾说，草原是父亲，河流是母亲，而他们这些文化的守护人却集体遁逃，同两兄弟无人照看的情况相同，父母在成长过程中缺位，实际上要表达的也正是承担着养育功能的草原的逝去。结尾中二人找到父亲，一同踏上虚渺的未来，从“两个孤儿”变成“三个孤儿”。他们之于精神原乡已失去了主体性，成为了可有可无的一部分，家乡的根毫无疑问走向了毁灭，油绿的草原被工厂取代。故乡在何处？他们注定踏上寻根之旅，也注定寻根无果。这种文化寻根中还有对于传统文明丧失的强烈反思，带有对于失根的绝望。

伴随现代经济发展的波涛，在眼前的真实中，文明之间不可避免地进行了对抗，而居于文明更迭夹缝中生存的人也被浪潮所抛下。影片使用了“道路母题”，作为叙事主体的兄弟二人旅途中所见体现了文化的寻根与断根，而在结尾，深沉的电影影像也直击观者内心世界，体现了一种文化批评况味，以至于有了作者电影质感，能感受到冷峻的是观者，文化的去向怀乡之感也略有偏差的由“外乡人”体悟。这种人物主体建构的崩塌，成为了创作中的审视态度。在文明更迭后找寻精神原乡的过程，体现了创作者深沉的思考，它或在警示我们应当保护文化多样性，留有一片水草丰茂的地方。

在这个略感秋凉的十月份，中国的艺术电影突然迎来了春天。多部高质量的艺术电影爆发式地接连公映，让人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中国电影的盛世真的已经到来了！不过相比起引发影迷狂欢的《心迷宫》，或者是贾樟柯的《山河故人》，李睿珺导演的《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都要低调得多。

没有“平顶山科恩”或者“科长”这样的头衔，也没有二人处女作便一飞冲天的喷涌，来自于甘肃农村的李睿珺走的是一种更加稳扎稳打的路线，刚刚32岁的他如今已经是四部长片的导演，尽管他拍片的速度并不快，但贵在扎实，每一部作品都收获了不错的评价。从《夏至》的初试啼声，到《老驴头》的崭露头角，再到名字同样不那么容易记住的《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时，李睿珺在中国独立电影界已经打响了自己的招牌。终于，《水草丰茂》在参加无数电影节和影展之后，李睿珺导演能够第一次走入院线，接受市场的考验。

平日里的李睿珺，低调得让人看不出这是一个特别文艺范儿的导演，甚至还闹出过被影院工作人员拉去帮忙检票的尴尬。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平和地娓娓道来，一如他的电影风格般稳重，不过“我成不了阿巴斯、小津，他们也做不了我”这样的豪情壮志也可以看出这个文艺导演身上蕴藏的能量。这次专访长达一个小时，记者试图全面的还原李睿珺导演和他的这部“西部少年派”。 聊电影：生活本来就很魔幻 记者：开始的时候有个老师在讲课，教授的是现代化教育，关于爱国情绪的培养，说祖国是母亲，最后那个老喇嘛，他又说母亲是大自然。设置这种冲突，您是怎么考虑的？您是不是其实更偏向于后者，对前者有一种否定？ 李睿珺：也不完全是否定，这两者其实是一个辩证的关系。你很难说谁对谁错，没办法简单的只去谈一个问题，它一定会牵扯很多东西。很难说是因为某一个原因诱发。好比你心脏不舒服，医生会告诉你原因一二三，可能不只是一个诱因。除非出车祸，就是一辆车撞到的，不是两辆三辆。所以很难就抛开其它单独去谈。当然我会很高兴有人能解读出来，有的人看不出来也无所谓，观众能理解到什么程度就理解到什么程度。

记者：所以您就把两方面都摆在那里，就是让观众自己理解。 李睿珺：对，其实我不想给观众一个固定的模式。对艺术作品的理解没有什么对和错。这些东西本身就是很开放的，如果我闭合在某一点上，对于观众来说就是一种强迫。我觉得就每个人的教育背景、生活经历都不一样，那他们的理解肯定是不一样的。

记者：但整体看您还是有些偏向于老喇嘛的立场。 李睿珺：的确会有一点。我觉得在发展过程中，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现代化的进程，我们不能一直往一个方向跑，都没有时间进行思考，都不知道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当然任何发展都是矛盾的，那就意味着会有一些东西会被抛弃。我们可能因为某些原因，不能停下来发展的脚步，但发展势必就会造成这些问题。所以它就是一个相对辩证的理论关系。从我的角度来说，有一些东西能够被保留下来，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情。

记者：最后那一场戏，一瞬间就起来那么多工厂，这种很魔幻的拍法是一开始就设计好的吗？ 李睿珺：对呀，这部《水草丰茂》中有很多魔幻的地方。其实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本来很魔幻，可能你出差几个月，回来发现房子没了，突然起了一片楼，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记者：片中用到了白马这个意象，很多导演在拍孩子题材的电影里会用白马的意象。 李睿珺：其实是因为情节的需要，剧情到那儿白马自然而然的出现了，并不是刻意去设计的。 其实我的电影里面一直都有动物，《老驴头》里的驴、《白鹤》里的仙鹤，再到《水草丰茂》里的骆驼和马，这都是电影里需要的，我不会硬生生塞一匹没有关系的马进来。

记者：但夜里白马出现的那场戏，就挺魔幻的。 李睿珺：对，那场戏它有几层意思。首先白马是爷爷，回来安抚孩子的情绪，告诉他们要一直走下去。包括我们用了铃铛的声音，片子中有几种不同铃铛的声音你可以去辨别，马的铃铛的声音是比较独特的，空明的，声音小的，相对还比较安静的。 比如哥哥在那个废墟里面的时候，听见那叮铃叮铃声就是马的铃铛发出声音，观众如果没注意到的话，就会觉得是一件神奇的事情。

记者：那个气球是想表达什么呢？ 李睿珺：那是个气象探空气球。因为西部有些地域非常大，不可能派人过去实地勘察，就会放气球，它会把数据发回去。完成任务后，气球它就会自然地落下去。 这其实就是营造了一种超现实感，当然也有现实方面的考量，代表新事物的到来，科技的诞生，当然你也可以跳出局限去想更远的东西，就是魔幻的那一层。

记者：两个人骑骆驼的那个长镜头，让人感觉很像是骑在骆驼上拍的。 李睿珺：没有没有。我们本来想用斯坦尼康的，但由于定器材定的有些晚，没能赶得上那个镜头。最后摄影师就用肩扛的方法拍的，就故意处理地看上去和骆驼的起伏相似。拍电影的时候肯定得有取舍，很难满足所有的观众。我们会在客观的条件上，去实现我们认为的最好方式。

记者：片中很多的调度，都可以看出来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尤其是最后那场采石场的戏，调度非常强。想问一下最后一场戏筹备的时间和难度。 李睿珺：那场戏拍了一天。我们很早就开始筹备，踩完点之后去布景，把所有的道具都准备好以后就开始试戏。然后正式开拍，我印象中那个镜头拍了六七条吧。有的时候可能因为演员的问题，或者斯坦尼康的问题，因为地不平摄影师可能崴了脚，又或者骆驼的屁股正好把演员挡住了，总之片场会有各种小意外。 聊演员：弟弟演完电影后生活一如往常 记者：那两个小演员，尤其弟弟的表演特别好，据说您专门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去训练他们？ 李睿珺：弟弟他本身就是那个村子的人，他之前也演了我的上一部电影《白鹤》。所以他是有一些表演经验的。当然每一个角色的表演方式是不同的，那他就需要转换。 我的方式是先选合适的孩子，选到之后会去读剧本，反复给他讲戏，让他对故事有个整体上的概念，反过来他会对我有反馈，我就看他能不能记住。之后就是背台词、排练，我们像排话剧一样去排练，再然后就去训练骑骆驼等等。

记者：已经有人认为弟弟应该是今年的最佳男演员。 李睿珺：他表演的那么好，当然应该是。曾经有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白鹤》里的老爷爷不是在澳大利亚得了最佳男演员嘛，回来的时候正好过年，大家就一起吃饭。小男孩就问“我为什么没有得奖？是不是你们把我的奖杯拿走了？”那时候他还很小嘛，不能理解。我就说，爷爷年纪大了，可能再演几年就演不了了。你还小啊，还有很多机会。

记者：那弟弟跟老喇嘛两个人在演了电影之后，生活上有没有什么改变？ 李睿珺：他们还住在村子里面，跟往常一样生活。

记者：没有其它电影找他们拍戏吗？ 李睿珺：没有，可能因为村子里的信息也比较闭塞，他们也没把这当大事，就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孩子们也都很低调，在学校里面不会拿这个事情去炫耀。他们特别懂事，他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比如说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们怕他会耽误学习，所以在休息之余会帮他补习，布置些作业然后辅导功课。到最后一共耽误了20多天课，但回学校考试的时候他还前进了好几个名次。他是一个学习非常用心的孩子。

记者：小演员在影片中说话挺急促的，是当地的说话方式就那样，还是故意设计的？ 李睿珺：可能跟弟弟他自己说话的状态有关系。而且我们当地人说方言的时候都会比较快。我当时就觉得应该以一个真实的状态去呈现。可能对这些东西不太了解的人，会觉得有一点快。下次我会尝试让他们慢一点。

记者：弟弟前后对待财富的态度并不是太统一，马就那样放走了，钱也就扔到地上，并不在意这些；但他会嫉妒父母给哥哥买东西。 李睿珺：首先这个跟他们的信仰有关系，他们信仰藏传佛教，放生是为了积德，是寻求心理上的安慰。然后其实白马就象征着是爷爷嘛，当然要让它回归自由。 然后他又是一个孩子，他又会对一件衣服斤斤计较，这就是孩子，喜怒无常。他们可能为了一件小事打得头破血流，或许过一会又如胶似漆了。孩子有时候完全没有任何逻辑的，他们不会思考这些复杂的东西。 解析主题：很多东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记者：有一种感觉，关于中国西部的电影可以拿来跟美国的西部片做对比。但美国西部片通常都比较浪漫，中国的会贫瘠些。 李睿珺：可能的确会比较现实主义吧。但中国也有拍得很浪漫的西部电影，比如何平拍的《双旗镇刀客》，也是在这里拍的，包括后来的《天地英雄》，都有很多浪漫的成分在里面。 可能因为大家看到的西部电影，跟生活的关系比较密切。其实也还有别的很多片子，包括像高群书的《西风烈》、宁浩的《无人区》，都是不一样的。每个导演的拍法不一样，决定了它的处理方式会不一样。就好比做饭，拿到的材料不一样，处理材料的方法肯定也不一样，不会说按照一套方法去处理所有的食材的。

记者：《水草丰茂》比《白鹤》的命题更加宏大，您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可以把握更深远的命题了？ 李睿珺：我想要拍这个故事，写了剧本之后就拍了，也没有刻意的要往哪个方向走。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其实所有事都是人做出来的，只要努力，肯下工夫，我觉得都能做得成。电影也是这样，本身电影就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事情，所以说我们总要去尝试，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记者：电影也不全是无中生有，它还是扎根于现实的。 李睿珺：当然，电影首先离不开人，只要有人，它就会跟现实有关系。除非是外太空的星系，它跟人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那个只能靠幻想，幻想也许有人爱看，也许有人会觉得太虚假了，跟生活没关系。

记者：在那个洞穴里面有玄奘取经的壁画，应该是有所表达的吧？ 李睿珺：那里用了白马驮经的典故。这个地方有很多寺庙，是唐僧路过时，要安放舍利而兴建的。所以说这片土地上，佛教文化曾经非常的兴盛，包括莫高窟的东西是从这过去的，电影中出现那些一点都不奇怪。而且后来我们也看到了现实版的白马驮经，是在沙漠里面他俩出现的幻觉，也算对马的一个交待。 在这片土地上，几千年来好像没发生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又留下了很多遗迹。我们可以去想象过去这片土地发生过什么，有些东西变了，有些东西没变。比方说马，过去有，现在依旧还有，作为运输工具，它依旧在这片土地上穿梭，但是有很多东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记者：所以贴在墙上的人民公社报纸也是一样的道理？ 李睿珺：那个是我们就是选到了这样景。我想表达的是一种文明覆盖了另外的文明，仔细看的话会发现报纸脱落的地方，下面还有壁画呢。那些报纸全都真实存在，就是那个年代贴上去的，还真不是我们做的，就是碰巧发现了。原来还苦恼怎么体现文化交替，正好这洞窟里面有很多，朋友去那玩的时候发现了这些，就拍了照片给我看，我自己跑到那里一看，非常真实，就用到电影里了。 谈特效：写剧本时不考虑资金 钱多实现得就好 记者：一开始的壁画特效，是不是已经暗藏了故事的结局？ 李睿珺：其实它就是一个民族的背影，这么从斑驳的历史中走来的一个民族。

记者：很少有独立电影会使用像片头的那种特效，那一段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李睿珺：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的剧本里面并没有这一场段。后来跟方总讨论的时候，我们觉得前面缺点什么东西。那时候已经剪完片了，我们就想看看后期能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补救。讨论之后，最后觉得用这样的方式比较好，因为电影中就已经有很多斑驳的壁画。用壁画开篇跟影片的主题比较贴合。

记者：说到特效就少不了那场草地的戏。 李睿珺：草地的那场戏是本来剧本里面就有的。弟弟他其实是走入了自己的回忆，那是一段很超现实的情节，为了表现现实跟过去的一种对比的关系。

记者：感觉《水草丰茂》的资金投入比你之前的作品都大许多，所以在创作上可以自由一些？ 李睿珺：对，是这样的。我写剧本时候并没有考虑资金问题。如果资金丰富，就能实现得比较好，如果资金紧张，可能会打一些折扣。但电影总归还是要拍的，就是剧本的呈现程度上会有不同。 论大师：我很难成为小津安二郎 可他也做不了李睿珺 记者：很多人都说您有小津安二郎和侯孝贤的影子，而这一部您又合作了伊朗的配乐大师亚丹尼安，他是阿巴斯的御用，《水草丰茂》或多或少有些阿巴斯的气质。您觉得自己受这些大师的影响有多少？ 李睿珺：你提到的这些名字，像小津、侯孝贤、阿巴斯，我确实都很喜欢。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那已经是60年前的电影了，我们却依然会发现，它的故事现在正在身边发生，依旧适用于当代中国。因为中国、日本两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不一样，所以会有一种穿越感。不过任何国家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有的早有的晚。电影是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它展现的情感是普世的。我觉得这就是电影的魅力。可能《东京物语》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在看电影之前都没去过日本，但是也会看得特别感动。我的确特别喜欢这几个导演，但是我并不觉得他们影响了我的创作。

记者：《水草丰茂》里的室内戏，很多镜头的确很像小津安二郎的视角。 李睿珺：我倒是没考虑过是按照小津安二郎还是按照谁的方式去拍，因为我拍的是我写的故事，跟他们没有关系。当然在这个时代，我很难成为小津安二郎，也很难成为侯孝贤、阿巴斯，但是他们也不一定能成为李睿珺，对吧。 我觉得每个人其实做好自己就好了。这个世界之所以精彩，就是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比如在片场，有时候我可能会改进度，脑子里想象的，包括设计的景、拍摄角度，到了实际操作的时候得有调整。拍电影就是这样，它会跟实景有很大关系。 我每次都是先写完剧本，再去想所有的镜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之后就是去选景。选完景之后，会发现其实想象中的东西，跟选完的景是有差别的。所以我每次选完景之后，回来会去调整剧本，根据景去调整，让剧情跟景更自然的融合。即便调整完了，可能到现场还要再去调整，甚至可能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方式。但是我通篇会有一个大局上的考量，因为我的镜头语言毕竟是有统一性的。不能一会是这样，一会又那样，那不行。

记者：您的电影以长镜头为主，以及一些定格镜头和横移镜头。还有挺多的俯拍，但不是上帝视角，感觉像幽灵在那里观察。 李睿珺：《水草丰茂》中，在路上的内容比较多，所以移动镜头就会相应多一些。而《白鹤》本身固定的戏比较多，我会根据不同的戏去处理镜头的形式。所有电影形式都是为内容服务的，我永远不会做形式大于内容的东西。 你刚刚说的俯拍，我有过考量，一个是场地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它是一种相对客观的视角，也许是奶奶的，也许是母亲的，因为奶奶跟母亲都曾出现过。有时候我们会感知到一些东西，但或许它可能并不真的存在。

记者：感觉比较玄妙。 李睿珺：对对对，就是那种很玄的感觉。 自我定位：无所谓别人如何议论自己 不可能封住所有人的嘴 记者：有很多专注于拍西部故事的导演，比如像贾樟柯他是汾阳人，他的电影或多或少的会有关于山西的情节。那像您拍到现在也都是聚焦张掖这片土地，所以您以后都会一直关注这方面的内容吗？ 李睿珺：我也有一些计划不是关于张掖的。有些故事未必就适合在张掖拍，我个人还是比较灵活的。我会根据题材来处理这些问题，就是量体裁衣吧。

记者：回到贾樟柯，他在国际上拿了很多奖，但国内有很多人质疑他，说他拍的电影是电影节定制电影，对此您怎么看？ 李睿珺：这种声音从来就没有断过。不光是贾樟柯，从张艺谋早期就一直存在。

记者：您也是走电影节路线的。 李睿珺：当然也会有人议论我，我无所谓。你不能封住所有人的嘴，他们说什么是他们的事，我继续做我自己的事情，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行，不需要去向别人证明什么。

记者：您觉得在中国拍现实题材的电影，这种事是否难以避免？ 李睿珺：现在市场上的主流电影都跟现实没太大关系，我做一个这样的文艺片，难免有人有不同的想法。对于一部电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

记者：像您之前参加过的青年影展，现在走出来很多导演。像郝杰就比较顺利，他的新片会有明星加盟。郝杰走的就是独立导演出身，慢慢地走上商业的道路，那您对此怎么看？ 李睿珺：这种事情很正常啊。如果拍一个层次感特别强的戏，非职业演员是演不了的，必须得用职业演员，而像《水草丰茂》，非职业演员演起来效果就会更好。这些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得去考虑电影题材本身。我永远是去找和题材气质相符合的演员，而不会考虑他是不是明星，那都不重要。

记者：像郝杰的作品口碑一直都还不错，但青年影展也有出来一些导演，像胡笳这样，他去拍了《奔跑吧！兄弟》大电影。 李睿珺：啊，那个我还真不了解。

记者：您怎么看待独立导演去拍这样的电影？ 李睿珺：其实也没有什么，每个人都有的想法。有的人喜欢吃川菜，有人喜欢吃粤菜，自己想明白就好。他们也是靠自己的努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只要他们自己觉得不是被别人逼迫着做的，我觉得就没有问题。

记者：像《少年班》的新人导演肖洋也是剪辑出身，他也说自己穷的时候剪过婚庆片，拍一些小广告。那在您看来新导演成名之前，是不是必须得经历这些阶段？ 李睿珺：除非是富二代，不然人总要过生活。其实做那些也没什么，不过因为身份是导演嘛，人们就会更多的关注，好像有多传奇、多伟大，其实那就是正常的生活。就像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一样，特别自然的一个事情。如果当时没别的工作，有这么一个活儿能够维持生活，靠自己的能力赚取报酬，也不有丢人啊。 议市场：观众看电影就像找小姐 记者：您之前说过会去电影院看《分手大师》这样的电影，去观察这些电影的受众，去研究他们为什么会看这种电影。但你做了这些研究之后，拍出来的电影还是对于普通观众有一定距离，会把他们拒之门外。这两者看上去挺矛盾的。 李睿珺：没有，我从来没有拒绝过普通观众，那只是观众认为我拒绝了他。大家可能都已经习惯了某种类型的电影，而我却拍了一部《水草丰茂》，观众也许会觉得我是在拒绝他们。就好比一个地方全是吃川菜的，我突然开了一家粤菜馆，当地人可能就会觉得我在拒绝他。不，我只是在丰富他们的口味而已，希望观众有更多的选择。

记者：您曾说过现在中国观众进电影院看电影就像找小姐，是花钱找乐子的。 李睿珺：对，观众会觉得进影院看电影就是放松的嘛，花了钱看到想看的电影，享受到服务，很正常。

记者：但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烂片，观众都去骂他们，票房却特别好，他们花钱并没有找到乐子。 李睿珺：他们去骂电影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找乐子的方式，找乐子不一定非得逗他们开心。观众只是用了另一种的方式去宣泄情绪，其实就是在找乐子，是一样的。电影对于这些人来说，就是一个休闲娱乐的方式，跟唱KTV是一样的，也不管看的是好片烂片。 放眼未来：也许去拍科幻片 记者：传言您要拍关于农二代的题材。 李睿珺：是是是，我之前的确有这个打算，要拍关于农二代的电影。

记者：还有个是战地的当事人。 李睿珺：对，是一个战地记者的故事，这几个计划都是不一样的题材。

记者：这些都在计划中？ 李睿珺：对，我甚至还想过有没有可能拍科幻片，这都是有可能的。

记者：科幻这部分可以稍微的分享一下吗？现在有好几个导演都在做科幻片，好像大家对科幻的热情一下子就爆发了。 李睿珺：科幻其实是源于我在好几年前的一个想法，大致就是讲一个有关未来世界的故事。但我其实觉得这个项目能做就做，不能做就不做。我只是想说我会有不同的想法，并不是局限于文艺片这种类型。

记者：这么多项目中，哪一部实现的可能性最大？ 李睿珺：现在我也不知道，反正都在推进之中，也许我特别想拍的没成，反而不在我计划之内会突然冒出来。我原先是没有《白鹤》这个计划的。我在修改《水草丰茂》的剧本时，看到一部小说还挺好的，就觉得暂时还拍不了《水草丰茂》，但是能拍《白鹤》，便先拍了《白鹤》。拍电影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原载于凤凰娱乐 http://ent.ifeng.com/movie/dianyingrenzaixian/special/dyrzx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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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李睿珺的《路过未来》上映了。他果然一直都在拍东西。回首三年前写的这篇日记，当年还是学生，现在我也已经跨入行业拍片，来了北京，成为了一个短片导演。我记得这个人在2015年的夏天影响过我，现在他还在拍东西，还在提醒着我……纠着我的不甘和懒惰。时间真是会磨灭人很多理想主义，但也会叫你现实世界里做电影的梦。感谢。

------2015年的时间线

总觉得该为《家在水草风茂的地方》写点东西，或者说该为李睿君写点东西。见过导演本人，从外表到谈吐，你会觉得，他真的不擅长迎合和讨巧，但在电影表达上又是个特别有诉求的人。 一路走过，他俨然已经蜕变成一个成稳的电影人。这样不会宣传自己的纯心老好人李老师，不帮他宣传真的心有愧疚一般，即使我也是万千人物里的小齿轮，还是想替他说一说什么。 “所有热爱电影的人都是特别热爱生活的人，都是特别特别友爱善良，也比较单纯，我希望你们能把那种善良和单纯继续保持下去。”这也正是作为一个同是学电影的我所喜欢他的点。 别来无恙，李睿珺真的初衷没变，驾驭片子也越来越精细。《家在水草风茂的地方》较之前《老驴头》系类片子各方面打磨的都可圈可点，故事简单，感情朴素，隐喻众多。航拍的成熟运用，小演员的调教和演技也都诚意满满。汤龙小朋友和李师傅合作这么久，果然怎么看怎么喜欢他。憨厚、倔强而又不失犀利和善良。除了美轮美奂的沙漠摄影，更喜欢从头到尾的哀伤和淳朴，生活在城市化小资的我们，已经太久没有恢复自然生活的初心，但总有人为自己喜欢的事做“梦”。 此时的他因为《家在水草风茂的地方》的认可，貌似也终于混出来了。看到方励与他携手合作，看到同行圈子里喜欢他的作品所带给人内心的反思，我终于又有动力了，好电影真的会鼓励人继续做梦。这个世界上我能做的太有限了，不是所有创作者都会从你的心上走过，毕竟每个人的风格和追求的不一样，性格决定命运。而他算一个，这么纯心的做人那一类，能踏实纯心的做好电影也不惊讶，现在的人毕竟都太着急了，包括我自己，但内心里早年已经把李睿珺归属于值得学习的创作者那一类。耐得了寂寞，简单纯心，坦诚又可爱。 切回他的片子：对农村题材的那种自然混成的成长体验魔力，使他在呈现农村环境下的老人面对死亡时，情怀上总能让我感受到一点点伤感，他三十二了，就像他自己说的“我更像一个老人”我想这也是他片子所惯用的小孩和老人角色的原因。 有些人就是很朴素很像“人” ，没有太多包装。 阔别《告诉他们 我乘仙鹤去了》几年了，好像大一好像看的，因为《家在水草风茂的地方》的上映再次拾起小河的音乐，再次拾起当年看李睿珺时的记忆，只有越来越喜欢了。 他回到家乡拍片的初始，那些一辈子也没走出村子的人的嘲笑。那种成为村里茶余饭后的笑料所带来的失落和悲哀，我能想象，一个热爱电影的人想通过电影来探讨一些人性时，被长辈们犹同表演一样看待的悲哀。

世界如此辽阔，人类却走进了狭隘的墙角。这样的病态，作为创作者他一定也很失落，也会怀疑自己该不该做一件喜欢了很多年的事，甚至活不明白吧？家在水草风茂的地方，也只能是我们记忆里的那样，回不去了。很怀念那个8岁的自己，每天晚上和伙伴们捉泥鳅逮田娃的光阴，好像从那时候起，我们的记忆就停留在那里，而我们似乎没再长大。 “曾一个长者对我说，你看男人在外面辛苦打拼，其实回家所求无多，只不过想下班回家有口热饭吃，有口热汤喝，有人在家等着你，你累时有句宽慰的话。所谓的高官俸禄、锦衣玉食、宝马貂裘都比不上这个。” 我也深以为然。 《家在水草风茂的地方》其实更让我想起老家的回忆。想那些夏天一起的小伙伴，想家里那一盘饺子一碗面和家里的那条河，这些是心里最软的那块儿。那一年我才几岁，如今已经22岁。 我不知道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的00后会不会认同上一辈的文化和价值观。中国有那么多农民，每个阶层也都有属于在自己的边缘，生死轮回，告别一代又迎新生。在这样的现实生存里，很感谢李睿珺用做了一个有良心的记录，我什么都没有，而我终究还是要走到我拿起导麦的路上。 世界上有一种鸟它总是一直的飞，飞累了就睡在风里，没有巢窝，浪迹天涯。 比尔盖茨的偶像洛克菲勒说过，任何梦想只要对自己说十万次，它必定会实现。我甚至在前人的创作路上看到以后的自己，但我依旧会做自己想做的东西，即便会负债负累。但一定是做自己想做的，李睿珺真的在很多层面上鼓舞了我们这些热爱电影心有狂澜的少年，谢谢在这个深秋，他在我的心灵深处深刻的走过。某一天，我一定会回头看过自己每一次的观影记录，我会很欣慰的对自己说，就是他啊，曾深深的坚定了我做好作品的那份纯真。谢谢你啊 导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