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尔

近期，《塔尔》获得威尼斯金狮奖提名，并最终帮助在中国影迷群体间有“大魔王”之称的凯特·布兰切特获封威尼斯影后。乍看之下，这个围绕着女指挥家塔尔展开的作品是非常标准的“大女主”电影。但实际上，《塔尔》讲述的并不是一个《隐藏人物》式的战胜男权陈规、在职场出人头地的女性励志故事。它也不是一个《爆裂鼓手》式的描绘青年对于音乐至死方休的追求的作品。

电影《塔尔》海报。

影片中，塔尔原本有一帆风顺的事业。她作为指挥家，在为一场重要的演出努力准备。同时，她与乐团的女大提琴手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并领养了一个乖巧的女儿。但当乐团里的前同事克里斯塔自杀，风向急转直下：克里斯塔的死亡被新闻报刊和社交媒体广泛地怀疑与塔尔相关。同时塔尔和乐团内外的一些女性的私人关系，也被认为是塔尔滥用职权所建立的。当社交网络的浪潮发展到一定地步，塔尔被迫在重要演出前离职，终结了职场的上升道路。

比起音乐或者梦想，《塔尔》的核心词可能更是取消文化和政治正确、身份认同和社交媒体。换句话说，《塔尔》探讨的其实是以下几个问题：对于公众人物，尤其是艺术家，她/他个人生活上的污点和作品应不应该被分开看待，在何种程度上应该被分开看待？她/他的身份（性别、年龄、阶级、种族、性取向、政治观念……）多大程度上应该被用于阐释、引申、背书或者污名她/他的事业与创作。

在下文中，作者将主要用取消文化、身份交叉性（identity intersectionality）等概念，来解析《塔尔》所展示的新时期（尤其是欧美国家）极端活跃的身份政治浪潮，以及其对艺术生产与品鉴产生的影响。无论对这种身份政治如何看待，在本文作者看来，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带着强烈的共时性，影片描绘的不仅是塔尔的虚构世界，也正是作为观众的我们当下所栖居的世界。

撰文｜雁城

文本内外：站在漩涡外围与中心的布兰切特

用很俗的话来说，《塔尔》是一部“大女主”戏。主人公莉迪亚·塔尔（凯特·布兰切特饰）是现今世上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在传统为男性把持的古典乐界，女性出头实属不易。因此塔尔的身份中，“女性”也是重要的一个元素。从一场正式而不无装腔作势嫌疑的关于塔尔的专访开始，观众开始由表及里地深入塔尔的内心世界。

光看选角，《塔尔》是一部不易出错的电影。不仅因为凯特·布兰切特的精湛演技，更因为她近年来所演绎的角色在大众心中留下的刻板印象：真实性格和角色性格逐渐融合，她就是“大魔王”、强势的精英女性。演员人设先行，角色已经十分贴脸——尽管2013年让她在奥斯卡折桂的电影《蓝色茉莉》中，她还完美执行了伍迪·艾伦式的滑稽、脆弱和精神紧绷，时间过去不到十年。

电影《塔尔》剧照。

凯特·布兰切特在《塔尔》中的表现一如人们预期。她在采访中善于表达自己，私下的交流里也进退有度。指挥时如狮搏兔，即使是外行人也能为这种裹挟着强烈控制欲的优雅所震慑。而行进到影片后半程，随着生活的渐次崩塌，她演绎的阿尔法人格在痛苦中的沉沦、崩溃，表现也十分精彩。

是的，沉沦和崩溃。《塔尔》讲述的并不是一个《隐藏人物》式的战胜男权陈规、在职场出人头地的女性励志故事，因为塔尔在影片最开始就获得了成功；同时，《塔尔》也不是一个《倒数时刻》或《爆裂鼓手》式的描绘青年对于音乐至死方休的追求的作品。因为比起音乐或者梦想，取消文化和政治正确、身份认同和社交媒体，更成为《塔尔》的核心词。

影片中，塔尔原本有一帆风顺的事业。她在为一场重要的演出努力准备。同时，她与乐团的女大提琴手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并领养了一个乖巧的女儿。但当乐团里的前同事克里斯塔自杀，风向急转直下：她的死亡被新闻报刊和社交媒体广泛地怀疑与塔尔相关。同时塔尔和乐团内外的一些女性的私人关系，也被认为是塔尔滥用职权所建立的。当社交网络的浪潮发展到一定地步，塔尔被迫在重要演出前离职，终结了职场的上升道路。

电影《塔尔》剧照。

换句话说，《塔尔》探讨的其实是以下几个问题：对于公众人物，尤其是艺术家，她/他个人生活上的污点和作品应不应该被分开看待，在何种程度上应该被分开看待？她/他的身份（性别、年龄、阶级、种族、性取向、政治观念……）多大程度上应该被用于阐释、引申、背书或者污名她/他的事业与创作？

在中文互联网的语境中，“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或许是一个有些陌生的词。但近些年你肯定见过这种现象的一再上演：某明星因为违法犯罪或者违反“公序良俗”，相关作品全部下架，搜索引擎里查无此人。又或者，某企业因为不当宣传或表态，产品受到抵制，代言人纷纷宣布解除合约……

从2018年《纽约时报》的那篇《所有人都被取消了》（Everyone is Cancelled）开始，“取消文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流行词。它用来形容社交网络上的知名人士或团体因为发表各种意义上的“不当言论”而受广泛抵制，失去工作机会、商业合作和社会影响力的现象。群众尤其通过社交媒介，来实行自己“取消”的权力。

很少有人提到，但我认为《塔尔》的选角很奇妙的一点是：凯特·布兰切特本人也曾被裹挟进取消文化的风波之中。2018年#MeToo运动鼎盛时，有恋童传闻的伍迪·艾伦——他执导了使布兰切特获封奥斯卡影后的《蓝色茉莉》——曾成为被指控的热门对象。布兰切特因此曾被质问，作为一个#MeToo运动的支持者，为什么要对伍迪·艾伦的性丑闻保持沉默。而她如此回答：“我不认为我一直保持沉默。当我和艾伦合作的时候，对这些指控完全不知情。”即使《蓝色茉莉》上映于2013年，她对性丑闻完全“不知情”的可信度存疑，但布兰切特还是表示自己将不再和伍迪·艾伦合作。这多少是种亡羊补牢的姿态，熄灭了围绕着她的争议。

电影《蓝色茉莉》剧照。

和戏外不同，戏里的凯特·布兰切特，不再只是站在取消运动的外围，而直接成为被攻击对象。在女指挥家克里斯塔自杀，尽管她已经避免提拔自己的助理，新来的女大提琴手仍然在社交网络上被称为塔尔的“小鲜肉”。一段短视频走红网络，塔尔的强势言论在刻意剪辑后更富攻击性。遭遇传唤后，塔尔被解职。

塔尔的罪名到底是否属实？她是罪有应得的性剥削者，还是风评无辜被害？对此，影片的描写隐晦而留白。影片刚开始，塔尔和一个女记者相谈甚欢。摄像机的视角在塔尔、女记者和助理之间来回梭巡，烘托三角关系中的暗流涌动；塔尔收到一本匿名的书，扉页上有手写的密语，极短暂的特写后也被她干脆撕掉；在与女大提琴手的初次邂逅中，塔尔不发一言，眼神却透露出兴趣。这种兴趣具象化为一个对准蓝色高帮靴的偷窥镜头。

电影《塔尔》剧照。

影片始终维持着它的高语境。人物的对话在缺乏前情的状态下夹杂大量代词，让观众只有通过联想和猜测才能艰难地理解人物关系。塔尔曾抱着助理说：“不要陷入任何阴谋之中”“我们三人当时那么亲密，她有些地方不太对劲”，暗示三人曾过从甚密，但关系的转折仍然隐匿。观众和克里斯塔一样处于迷雾之中，后者生前在邮件里写：“为什么她（塔尔）不和我说话？为什么她一直忽略我？为什么她不听我求救？”得不到答案的观众，只看见求助邮件被塔尔一封封删掉。

观众当然容易揣测塔尔并不是一个磊落的上位者和忠诚的伴侣，然而直到影片的最后，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实质性证据。影片语焉不详的描写，很贴近巴赞的那句“简略是现实的缺笔，或更确切些说，是我们对现实认识中的空白”。塔尔在最亲近的伴侣面前也拒绝认罪，但在异国他乡的按摩中心，她又好像因为物化女性的场景，心生悔恨乃至狂吐不止。

当然必须承认，我们已经在无数个案例中发现，交织着爱、诱骗和欲望的性剥削的客观举证和盖棺定论本来就是困难的，但《塔尔》试图展示出的是另一面：社交媒体的情绪发酵成的运动很多时候也不需要证据确凿，这正如很多取消文化的反对者所指出的。在听证会上，塔尔指出那条被广泛传播的短视频有明显的剪辑痕迹。她得到的答复并不是沉冤昭雪，而是：“是的，我们都看得出来，但我们在乎的并不是这个。”

电影《塔尔》剧照。

《塔尔》展示的是一种容易让人与现实生活对号入座的取消文化：一边是“矫枉必须过正”，一边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边是“拒绝受害者有罪论”，一边是“防止错杀、防止有罪推定”；一边是“熔炉”，一边是“狩猎”——中文互联网的使用者们都会知道我在说什么。尤其是，《塔尔》发生在后新冠时期、主人公经历过隔离，更加巩固了现实性以及和观众的共时性。

因此我觉得《塔尔》电影内外的互文更加有趣。2018年的布兰切特本人在为伍迪·艾伦的“社会性死亡”添砖加瓦后说：“我觉得法律更适合当审判，而不是社交媒体。”而四年后，她的角色站上了社交媒体的虚构审判台，感慨道：“现在这个时代，被指控的人就像有罪一样。”

传闻在电子邮箱里发酵，在新闻媒体上爆发，由深度报道发掘，最终在聊天软件里宣判旧神的死刑。

电影《塔尔》剧照。

身份交叉性：当身份政治成为一场谋杀游戏

比起常规的#MeToo运动，《塔尔》的故事其实还更加复杂。和大多数传统意义上的性剥削“加害者”不同，处于漩涡中心的塔尔是女性。更准确地用她自己的话说，塔尔的标签包含“白人、中产、女同性恋者”。这其实体现了影片进一步探索更具当代意义的身份政治的决心。

让女性来演绎被审判的权力上位者，也引发了争议。很多人认为本片并不女性，也不女权。有人认为，在一个行业的实权者和主要受到指控的人是男性的情况下，让女性来承担“加害者”的角色是避重就轻、居心叵测。此外，更多观众发现，除了生理性别为女之外，塔尔几乎只是复刻了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有毒的阿尔法顺直男形象。从非常个人的体验上来说：塔尔和下属的多次对话，确实都让我联想到了亲历的一些男性主导的职场阴谋论。

塔尔的性别描绘的确可堪玩味。很多时候她倾向于否认自己的女性身份，并否认受限于此：当被问到身为女性是否感到职业玻璃天花板时，她姿态漂亮地说，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在为自己的养女出头时，她则自称：“我是佩特拉的父亲。”父权在她的潜意识里或许是一件更趁手的武器。

电影《塔尔》剧照。

和很多“女强人”的脑回路一致，塔尔的性别认知浸染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她和助理聊到音乐家马勒和爱尔玛。他们是一对夫妻，爱尔玛因为家庭放弃了音乐事业。和助理对爱尔玛怀有同情心不同，塔尔认为这是“她自己放弃的，没人逼她”。越是把个人努力和成就画等号的人，往往越难意识到幸运在自己身上的眷顾，和在同类人生中的缺席。实际上我认为塔尔的社达、男性认同和潜在的厌女症，恰好很真实地反映了男权社会部分成功女性的标准思维范式——那也可能是她们的唯一出路。

《塔尔》不仅让女性扮演传统由男性承担的上位者角色，更试图引入更多元的身份维度。这与传统的二元结构有别，后者由男与女、权力上位和下位、加害者和被害者的二元对立构成。

影片前期比较高潮的一场戏，展示了发生在塔尔和学生麦克斯之间的冲突。当被问到是否指挥过巴赫的作品时，麦克斯说：“说实话，我是个有黑人、原住民和其他有色人种的泛性别者，我无法接受巴赫的厌女世界观，无法认真看待他的作品。”“你到底在说什么啊？”“他不是生了二十个小孩吗？”“但他也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我看不出来他的生殖能力和b小调有什么关系。”

为了纠正麦克斯的观点，塔尔进行了一番舌灿莲花的演讲。她循循善诱，伴随极富感召力的弹奏。他们肩并肩坐在钢琴凳上，脸上都带着微笑，在那一刻，双方之间的身份差别似乎被抹平。但下一刻麦克斯仍表示拒绝：“但现在我对顺性别白男作曲家不感兴趣。”身份标签再次浮现、横亘在二人之间。短暂的和平被击碎了。

电影《塔尔》剧照。

塔尔的观点非常鲜明。她抗拒把身份政治凌驾于艺术之上，因为那会让艺术鉴赏完全依靠于身份标签构成的鄙视链：“先别急着搞对立嘛。对自己异类身份的着迷会让你变成一个无聊又循规蹈矩的人……如果巴赫的才能都无法打破他性别、生育观、信仰和性取向制造出的藩篱，那你的才能肯定也会被某一类人否定。”

实际上，这里《塔尔》涉及的概念，是身份交叉性（identity intersectioanlity）。在《临床外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 Outside the Clinic）一书中，学者们论述道：在现代社会中，我们越来越聚焦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但随着自我认知越来越细化和多元，即使是在同一个人身上，也会同时出现多样、有时候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身份。不同的身份认同，比如种族、阶级、性别，必须与其他位置结合在一起理解。

比如，菲洛施、史蒂芬和怕特曼认为，男性气质是一个高度种族化的概念，这意味着它应该与其他的概念交叉（如黑人性或者白人性）。又比如同样身为女性，塔尔的白人血统、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古典乐从业者的身份以及同性取向，都会让她的“女性特质”完全区别于来自底层的亚裔女子，比如影片最后出现的，在东南亚按摩店从业的女性们。在当代社会，如果不结合这些其他的认同类别，我们就无法完全理解男性或者女性气质。

电影《塔尔》剧照。

然而有趣的问题来了：塔尔自己真的不是身份政治的宠儿吗？如果身份政治真能化约为一场能一一列出双方的标签来“比大小”的游戏，在某些语境中，塔尔的女同性恋者身份，未必不比身为黑人泛性恋者的马克思更具“优势”。尤其是考虑到塔尔和马克思之间的年龄差距与职场权力关系。

因此上一秒和风细雨的平等沟通，在马克思拒绝接受塔尔的观点后，会立刻演变成夹枪带棒的人身攻击。实际上，影片也通过塔尔的伴侣莎伦，直接指责她利用自己的身份，进行过不止一次的“权色交易”，以至于她身边的全部关系都是交易性质的（transactional），只有和养女的关系是例外。

同时，人们对身份政治的理解又是充满变化的。在一个截然不同的语境中——比如在社媒上流传的课堂录像片段（剪辑版）里——塔尔优越的身份，就会立刻变成她的原罪。

本质上，当身份标签脱离了具体的人，就像刀离了鞘。我们很容易看到更多的偏狭和对立，而不是包容和共存的可能性。而《塔尔》显然暗示这个时代因身份而起的攻讦会比之前来得更轻易。所以塔尔的恩师告诫她：“不论如何，你要做好准备……这么多年，我一直确保衣柜里的所有衣架都面向同样的方向。”

电影《塔尔》剧照。

在采访中塔尔曾说：“我指挥《春之祭交响曲》时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有实施谋杀的能力。”从这个角度上说，塔尔看似是艺术殿堂的纯洁性的卫道士，但实际在更早之前，她早就入局了这场身份政治的全民游戏——作为观众的我们，也都早已身在其中。

她和她的艺术，从一开始就无法不成为身份政治的一部分。只是最后风不再往她的方向吹。没有人能控制风，始终不离开自己的方向。

人类VS机器人：谁是艺术的真正评判者？

影片中，塔尔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口癖：机器人。她在以前辈姿态向Eliot（艾略特）传授经验时说：“指挥时，你不能只是一个机器人，要准备好再创作作曲家的作品”；麦克斯愤然离席时骂她是个混蛋，而她回敬：“而你是一个机器人”；心烦意乱地摆弄手机的时候，她骂手机是个“damn fool robot”（真是一个愚蠢的机器人）；当她逼死克里斯塔的传闻闹得满城风雨时，她愤怒地为自己辩白：“这些千禧一代的机器人在撒谎。”

“机器人”代表的是僵化、古板、按规则行事。同时它也代表超出塔尔掌控能力的新兴势力，如自说自话的千禧一代和不听话的电子产品。“机器人”的对立面是“人类”，代表着在消逝之中的人文主义思想、上世纪的音乐艺术、让塔尔在写作和演讲中流连往返的经典譬喻，和属于旧时代的行事准则。

在充满留白和混乱的《塔尔》中，如果真的有一种鲜明的二元对立，那就处于机器人和人类之间。这是发生在塔尔的精神世界中的一场战争。实际上，这也是很多来自旧时代的势力，在新时代的舆论场上会面临的一种矛盾。

电影《塔尔》剧照。

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那组问题：对于公众人物，尤其是艺术家，她/他个人生活上的污点和作品应不应该被分开看待，在何种程度上应该被分开看待？她/他的身份多大程度上应该被用于阐释、引申、背书或者污名她/他的事业与创作？

“塔尔派”会认为，我们应该让个人的归个人，艺术的归艺术。塔尔在和老师的交谈中提到叔本华，以一种轻描淡写的戏谑的方式：“他曾把一个女人从楼梯上扔了下来。”对方则叹了口气回答：“我们仍不知道这种个人缺陷和他的工作有什么关系。”

对于塔尔来说，艺术家的个人错误当然不是与艺术毫不相关，但至少应该区分不同的等级、对艺术家和艺术施加不同的影响。比如当一个指挥家支持纳粹，那是不能容许的。但“不得体的性行为”和支持纳粹，则显然不能混为一谈。

而以麦克斯为代表的“当代派”则会认为，身份政治应该作为一个更明显的维度参与到艺术品评的过程中。他们用艺术凸显身份认同，用取消文化威胁“不良艺术家”，有时也会出现“用清朝的剑斩明朝的官”的时代错误。塔尔在和麦克斯的交锋里就质问对方：“谁能做决策？”谁来决定谁的身份比谁更正确？

电影《塔尔》剧照。

然而，我们也不难看出塔尔论点的矛盾性：那么，又是谁决策一个支持纳粹的艺术家就一定比有“不得体的性行为”的同行更值得谴责？被塔尔认为理所当然的预设，本身也是某种人为建构的价值判断。只是塔尔就成长在这种建构里、受益于此。她站在旧秩序的一边，并认同这就是艺术的神龛所应有的样子。

在电影里，也不是没有人直接指出塔尔的矛盾。克里斯塔在邮件中写道：“Why do I have to beg for her to be a human?（为什么我要求她，她才能做个人呢？）”在这一刻，塔尔完美的外壳出现了裂痕。原来，主导着极富人文主义精神的音乐演奏，她却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流露出与音乐的精神背道而驰的、“非人”的一面。

又或者，有很多罪恶，本来就藏在冠冕堂皇的艺术鉴赏之下。就像《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的李国华，他背诵的《长恨歌》和引用的“娇喘微微”，就是承装着肮脏欲望的特洛伊木马。

电影《塔尔》剧照。

无论是艺术的评判还是道德的评判，无论哪一派的身上，都贴着客观与正义的标签。但实际上可能只有一点亘古不变：主导它们的，是权力的斗争。米兰·昆德拉在《帷幕》一书就指出，美学评价的本质是一场“赌博”：

“艺术作品的价值总是在被人质疑，被人维护、评判、再评判。但如何评判它们呢？在艺术的领域内，对此没有确切的标准。每一个美学评判都是个人的赌博。但这种赌博并不囿于它的主观性，它在与别的评判相撞击，试图被人承认，期望达到客观性。”

人的关系决定了艺术的关系。或者不如说，没有一种艺术能真正脱离了人而“客观地”存在。这大概也是《塔尔》的题中之义。所以我们看见的塔尔更多时候像是卖弄权术的政治家或施展魅力的交际花，而非不谙世事的艺术家。乐团的成员们也更关心升格、降职、组织架构调整，而不是精进演奏能力。

电影《塔尔》剧照。

我觉得很妙的一场戏就是，塔尔在楼梯上滑倒后，还是坚持参与彩排。雄浑的音乐响起，但只有她全情投入演奏（可能是沉溺于自我意志的实现，也可能是假装投入以粉饰太平），因为台下的所有乐手都盯着她的满脸伤痕看，表情焦虑而犹疑。比起音乐，他们更急切地想读懂始于青萍之末的风向。

影片的结尾因此耐人寻味：众叛亲离的塔尔来到东南亚。她成为一个学生乐团的指挥。最后一幕里她指挥大家演奏电子游戏配乐，而台下的观众都戴着动物的头套。这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局。它可能标志着塔尔从西方正典被放逐，彻底从神坛上跌落。它也可能意味着在经过反思后（指在塔尔奔出按摩店在路边呕吐），她开始把自己内心的秩序向新的力量敞开。

但无论是哪种解读，它都意味着新的规则已经势不可挡地来了，且势必要和旧的秩序相逢。我们在这个崭新的时代里，注定要把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赌局”重新洗牌。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雁城；编辑：青青子； 校对：卢茜。封面题图素材出自电影《塔尔》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我看到了一个老白男的不甘，站在权力的金字塔顶太久，自己也被金字塔吞噬以至于丧失活力，当从前被压迫的女性、少数族裔以及lgbt都纷纷找到自己的战场，白男已经变成一个垂垂老矣的形象，他依然站在顶端，他的特权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只是他不站在舞台中心了，就像以前只有大音乐家才能在历史留名，可是现在最受欢迎的是流行歌星，可是后者所拥有的权力超过前者了吗？没有，精明的老白男早就把该占的都占完了，所有的旧秩序由他统治，少数群体只是另辟蹊径而已，地球远比父权社会要大得多，旧的东西留在那里，没有被毁掉，反而是太稳定了，稳定到落灰，没人看了。

少数群体依然没有权力，但它有色彩，有人看就有色彩，终究，它能崛起不是因为统治者的慈悲，而是因为它助力了新生产力解放的需求，资本主义来了，信息革命来了，互联网来了，大众传媒来了，这些都是少数群体的舞台，凯特布兰切特拥有着的，正是让老白男们羡慕不已的资产——一副女性之躯。她爹味起来就是大魔王，换一个真的白男爹味就会被万人嫌。

可是老白男也想释放，也想拥有色彩，他想让人知道在他老迈的孱弱的身躯内部藏着的精力四射的灵魂，还带着阴茎中心主义的丰沛，在贝多芬巴赫的铿锵节奏里怀念他的全盛时代，他的杀伐四方，他的旺盛性欲，此刻都借着大魔王的女体喷薄而出。

一整部电影我都觉得凯特演的就是个男人，塔尔这个女同人设也完全立不住，她就是在选后宫而已啊，直到结尾她跌落之后去了亚洲，她身上白人女性的标签才清晰呈现，也是因为亚洲还保留着“血性”——男人最爱的，尤其是让老白男怀念的——旧秩序在那里依然张力满满。

#Cine Lumiere #Special Screenings 影片的完成度还可以，但故事太弱，还有这种片长塑造的内核令人心疼。

影片以塔尔为主视角叙事，角色上有两个比较大的问题，一是以女主表男性，二是对她人的剥削。第二点上看是以Olga，Francesca和Krista加梦境，邮件和直播补全了一个完整的剥削故事，但是对这部分的批判是完全缺失的，影片就随着女主的自我走向了一个奇怪的方向。而第一点的判性放在整部作品中的占比则是少的令人费解，只有蜻蜓点水侧面讽刺了一下社会问题。

女主整部影片的表演其实是不算出彩的，同类型的角色太多了，应该是属于驾轻就熟。

视觉上，正反打非常不喜欢，不论是景别的切换还是正反打的时机都太差了。片中还出现大量的跳轴，不适感很强。本以为几场横移会有惊喜，也并没有。在朱莉亚的长镜头不错，也是我视觉上唯二比较喜欢的部分，不过变焦切的时机也同样很差。剩下另一部分还不错的是结尾处困境构图，镜子的无限延伸和门框的重叠展现的困境，不过结合剧情的结尾更是像一个老白男在自我感动。

更新了一期播客：聊聊「塔尔」：被“取消”的大师，看不见的女性 xiaoyuzhouf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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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看Tár的时候反复思考的问题。这部片子会变成什么样，Tár这个人物会有哪些不同的遭遇？

在影片中，Tár作为女性和性少数的双重身份设定，增加了叙事的戏剧性和人物的复杂度，而不只是又一个在cancel culture中跌落神坛的大师的故事。它让人看到，在权力关系悬殊、阶层固化的圈子里，弱者面临的潜在危险是不分性别的，女性上位者的压制同样值得警惕，它更具有迷惑性，原因何在？

Tár as “he/him”

Tár不希望自己被当作女性看待，或者说，区别对待。

在The New Yorker的讲座上，Tár说不知道为什么要在古典音乐圈区分性别。在“性别平等”的语境下，这句话乍一听没什么问题，不同性别和取向的人都被看见了，给予同等的施展才华的机会。但回看古典乐的发展历史，之所以只有maestro，是因为这个行业默认了没有女性的位置，想想一度“被消失”的女性——Maria Anna Mozart、Fanny Mendelssohn、Clara Schumann，还有片子里提到的Alma Mahler，更不用提那些压根没有机会留名的女性。从0到1之间相隔着巨大的无人关心的鸿沟。

提到的那些女性先驱音乐家的名字，对Tár来说，符号性的象征意义大过于榜样意义。因为联系到后面的一个情节，Tár与新进团的大提琴手Olga共进午餐时，很自然地认为Olga学大提琴是受同为俄罗斯人的Rostropovich启发，压根没想起激励了许多女性的Jacqueline du Pré。

“性别中立”的话术实际上是强者掩饰不公的伪装，他们对因某种身份而获得的便利视而不见，把成就归结为个人的才华和努力，背靠优绩主义来证明“中立”的合理性。当Tár试图放宽Accordion Conducting Fellowship申请的性别限制，不再局限于女性时，她可能忘了自己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名字从Linda改成Lydia，一个更硬朗大气的名字，其实她清楚女性身份给职业发展带来的障碍。Tár选择了“放弃”女性的身份，从其他男性身上习得和适应了权力上位者的话术和手段，融入了这个圈子。

Tár成为了强者，那么其他女性呢。比强势群体无视不公更危险的，是一个弱势群体的幸存者掌握了强者书写的规则之后，受益于保守的体系，被它同化，为它辩护，将一切现状合理化，背后的潜台词是“你们为什么不能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维护这个保守的系统。与Julliard学生Max的论争引出了另外一个有趣的话题，作曲家和作品能不能被分开看待，这位学生对巴赫持保留态度，Tár强势地、“循循善诱”地试图改变他的看法，她坚持认为，不管什么作品，演奏者除了理解创作者的意图，还要有自己理解的结构，演奏者就是为作品服务的。这本可以发展成有益的反思古典乐传承与革新的讨论，但是双方武断地给对方下了标签，终止了这场谈话。不知道Tár听到学生骂自己是个“fucking bitch”的时候，心里作何感想，她女性身份的一面是否感到冒犯。

Tár as “she/her”

说Tár无视自己的女性身份又是不准确的。恰好相反，她非常清楚“成功女性”这个标签为她带来了多少荣耀。

Tár是古典音乐圈里一个前无古人的女性榜样。与作曲家、演奏家不同，乐团指挥、音乐总监的地位相当于一家公司的CEO。影片开头细数Tár的成就，她身上的光环，从未在现实世界中任何一位女性指挥家身上出现过，甚至不知还要过多少年才能见到这样一位。目前美国最大的25个交响乐团里，只有一位女性音乐总监，执掌Atlanta Symphony Orchestra的Nathalie Stutzmann。此前已经离开Baltimore Symphony Orchestra的Marin Alsop是唯一一位。

Tár因此享受着年轻女性的仰慕和崇拜。在我看来，作为同样掌握了至高权力、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人，“女强人”受到的仰望跟男性有着微妙的差别，它未必会直接转译成赤裸的性关系或利益交换，而更像是“她来自我们之中”举着火把照亮前途的人。由于这样的期待，偶像祛魅之后的反作用力也更强劲，就很自然地能理解Tár的贴身助手Francesca得知自己不能顶替老Sebastian成为助理指挥的时候，她为何毅然决然地与Tár分道扬镳。还有Tár的伴侣Sharon看到Tár盯上新“猎物”Olga时，眼中流露的鄙夷。

Tár不是不知道同性结盟的能量，而且还很擅用同性的仰慕榨取价值。否则Tár不会依靠柏林爱乐的小提琴首席，后来成为自己伴侣的Sharon，在乐团里站稳脚跟。讲座对她的介绍特意强调她指挥过Caroline Shaw、Julia Wolfie等当今最杰出的女性当代古典作曲家的委约作品，从助手对介绍内容倒背如流的熟悉程度来看，这份介绍出自团队之手、或者起码获得了团队的首肯，Tár并不排斥，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女性榜样”的标签。

如果说Tár从未主动拥抱女性身份，那么身材焦虑给女性的潜在规训，仍然不可避免地作用在了Tár的身上，这个有趣的对照为Tár的人物形象增加了一点矛盾的色彩：面对镜子她曾担忧肚子减不下来，穿不好定制的西装；跟Olga的午餐里，Tár为自己点了一份沙拉，而那个像小鹿一样的“猎物”Olga，毫不客气地为自己点了两份肉。

Tár’s nightmare

提到Olga，就不得不提最终让Tár跌落神坛的丑闻。Krista和Olga，一暗一明的两个人物，线索交错展开。除了片头Tár和Krista的对话、而后传出的吟唱，Krista这个角色在片中就像一个幽灵，只以黑暗中的背影、以通信文字、以传递的物件、以他人口中提及的形式出现，每次想从这些细节里拼凑出真相，其他剧情又把我们拉走了。观看Tár与Olga的相处，我们又间接补全了Krista的存在，但是Olga没有走上Krista的老路，甚至可以说Olga帮助Krista圆满了因果循环的叙事。

看完电影之后琢磨了很久，编剧为什么要这样处理Krista的丑闻，是想把侧重点放在Tár遭遇的后果上，另一方面是不是也暗示了创作者对cancel culture的态度，社会舆论压力比事实审判更能决定当事人的命运？同样看了电影的朋友倾向于前者：“她邮件里那一系列关键词还挺明确真相是什么的。我的理解是导演不是想模糊真相，而是‘想把侧重点放在当事人遇到的后果这边’。或者，呈现出当事人的主观体验，像(疲惫娇娃)播客里说的那样，模拟当事人回避事实的心态。也就是说不是导演在回避，而是Tár在回避。”

Tár在回避，Krista变成了她的心魔，在不经意的时候出现。Tár曾经听到过很多细微的声音，老公寓和地下室的歌声、公园里女人的尖叫、节拍器的摆动、冰箱风扇的轰鸣、车载空调出风口的呼吸，是她强迫症式的敏锐，也可能是梦魇般的回声困扰着她。

当梦魇暴露在所有人面前，Tár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马勒五第一乐章开头的小号独奏响起，Tár怒不可竭地冲上台将替补登台的指挥打倒在地，我一度以为这是她的另一个幻觉。总之是失控了，Tár低估了丑闻的影响力，或者高估了社会对女性犯错的宽容度，那一刻Tár的内心独白会不会是“如果我是个男的……”

如果Tár是男性会怎么样呢？大胆猜想，Tár也许不会摔得这么惨，“社会免疫机制总会对她者的越轨行为更加敏感。”当然，片子也不会这么有看头了。

Apartment for sale

Apartment for sale

Your sister’s in Jail

Y’all go to hell

Cate Blanchett speaking German adds extra charm to Lydia Tár as ✨Vater✨

这是一个基于Lydia Tár和Linda Tarr双重自我的对Lydia的剖析，剖析完了之后会在后面放上全片（我看出来的）每一个细节，还有剧本与画面的细节对照。

全篇分析建立的基础：这是一个塔尔视角的电影。我们所不知道的、电影所模糊的一切，是塔尔自己不愿意回忆或者不愿意提及的。我们看到的一切是塔尔的态度。

在正式的影评开始之前，我想先点明塔尔身份的两面性：

Lydia Tár，电影里的天才明星指挥家，公开出柜的女同性恋，行事出格但潇洒，住在极其豪华的大公寓里，家里收藏了众多DG的黑胶（对不起关注点偏了，但DG的黑胶真的贵所以有必要一说），还有个小公寓用来创作；

同样是Lydia Tár，和哥哥Antony在波士顿长大，住在工人家庭的小房子里，父亲是移民美国的匈牙利人，塔尔本人算是二代东欧移民，母亲是聋哑人，而在她上学期间父亲便早早离世，使得她早早开始postgraduate的学习进程，也早早踏入古典乐界开始挣钱。

你怎么能指责她攫取权力和她庞大的野心与欲望呢？若非如此，她终了一生都走不到她现在所达到的、一半的高度，收入恐怕更会寥寥无几，以至甚至可能要靠哥哥接济（考虑到古典乐现在窄小的受众...嗯）。

这个故事觉得眼熟吗？底层爬上来的孩子一步步攫取权力，又被权力所腐化，最后走向自我毁灭。

我觉得Tár表现的并非真实的自我。——凯特·布兰切特

电影里Tár的哥哥称呼她Linda，随后才意识到自己口误，重新称呼她为Lydia。这里折射出一件导演不曾言明但确切发生的事情：塔尔改过名。

墙上的奖状上的名字是Linda

Lydia Tár，一个看上去就很优雅、上流、古典乐、还很女同的名字，并非是塔尔的本名。

她的本名是Linda Tarr，一个平平无奇的美国名字。一个符合她出身的名字。

Originally a medieval short form of Germanic names containing the element lind meaning "soft, flexible, tender" (Proto-Germanic *linþaz). It also coincides with the Spanish and Portuguese word linda meaning "beautiful".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this name experienced a spike in popularity beginning in the 1930s, peaking in the late 1940s, and declining shortly after that. It was the most popular name for girls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947 to 1952.

最初是中世纪日耳曼语名称的缩写形式，包含元素lind，意为“柔软的，灵活的，温柔的”(原日耳曼语*linþaz)。它还与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中的linda相吻合，意思是“美丽的”。

Behind the names告诉我们，Linda在塔尔那一辈的美国女孩里仍然挺受欢迎；关于这个名字的形容词是，女性化，古典，成熟，普通，朝气蓬勃，文雅，美丽，温柔。

这些都不是Lydia Tár。Lydia Tár是古典音乐界只差一步就能封神的大师，表面上极为强大，高傲，刚愎自用，中性化，去性别化的思考方式和谈吐方式，永不示弱，野心赤裸裸的写在脸上。

Lydia Tár和Linda Tarr，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自我。塔尔选择以Lydia Tár的形象示人，这是她创造出的另一个自我，出格的、离经叛道的、野心勃勃的自我。但是Linda Tarr也是她，真正的她。Lydia的出现，是为了保护Linda。Linda并不足够强大去抵抗这一路向上爬的恶意和阻力，所以她被塔尔小心锁起来，只用Lydia的形式示人。她以为外在形象足够强大，就足以融入父权的社会。

A two-year-old Tár holding a toy accordion, and a ten-year-old black-eyed Tar holding a hockey stick.She opens the closet, slides late-80's outfits to one side, and squats down to find SIX SHOE BOXES covered in colored paper, labeled in Magic Marker in the block letter style of an eight-year-old child:

"Sundries," "Cash," Passport, "My IRA," "Jewelry," and finally, "Little Toys"

She smiles then looks up to a SHELF with 53 carefully labeled VHS's of each and every CBS Young People's Concerts.

这是剧本里提到塔尔回家时看到六个小盒子时的反应。

六个小盒子，Lydia正好挡住了Jewelery

Lydia的微微一笑证明她并不讨厌自己女性化的一面（这六个盒子非常女性化，尤其是珠宝拿个盒子），也并不讨厌Linda Tarr，不讨厌自己的出身。她会在大受打击后回到家里，其实已经证明她改名并非是因为痛恨Linda Tarr这个名字和出身。但她还是挡住了Jewelry的小盒子，证明她仍然没接受那个小女孩的，脆弱的自我。但，这两个自我都真切的存在于她身上。

Linda Tarr是脆弱的、需要被保护的，但又是顽强到不足以被碾灭的。我认为，对于Lydia Tár而言，Linda Tarr的存在就是我们在全片中一直隐约感知到的“她的良知”。塔尔敏感脆弱的一面其实都是Linda的外显，换句话说，她从未真的无情。

那么，她为什么会走偏到这条路上来呢？我个人觉得是如下原因：

1.塔尔在成长过程中，并未被人以一种合适且理解的方式爱过。

2.塔尔的成长环境完全由父权把控。

3.塔尔不知道什么是“爱”，但她渴求爱，这种渴求让她行之偏差；年轻激情的爱的理解让她疯狂和各种人上床，从年轻人身上汲取自己没有的活力，试图利用性填满爱的空虚。

4.塔尔本人有严重的自我毁灭倾向。

5.权力腐化了她。手握权力而远离大众，只会越发觉得自己的至高无上，而无视自己所有的虚弱和脆弱。

首先，我们来谈谈第一点：她从未被人以一种合适且理解的方式彻底爱过。

塔尔的成长过程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小时候在家里的部分，第二部分是她在古典乐界学习和打拼的部分。塔尔的妈妈是聋哑人，就算再怎么支持女儿的音乐事业和天赋，也很难真的理解女儿；塔尔有恐音症，应该从小就是个奇怪的小孩儿；塔尔是lesbian，但家庭对她的期望应该是成为一个温柔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普通女性，与家里阶级所匹配的异性恋女性，而非高高在上的古典乐大师，这二者必然冲突；何况塔尔其实并不讨厌自己的出身，她的改名必然伴随着一定程度上和家庭的冲突和决裂。

电影刚开头的时候，助理问塔尔要不要回去看母亲，她发了信息。塔尔说，next trip。家庭关系从中可见一斑。

塔尔决定不去看母亲

我并不觉得这里是塔尔对家人冷漠；我更倾向于认为她的改名和她的冷漠都别有原因。如果她对家人冷漠无情，她不会在一切over后回到家里，也不会跟哥哥打招呼。考虑到电影完全出自塔尔的视角，我们所不知道的都是塔尔不愿意回忆或者逃避的东西，那么与原生家庭的故事是塔尔所逃避、从不提起的，而并非是她所鄙夷的（如果她只是为了融入上流社会她应该是鄙夷自己出身的）。

第二部分则是在古典乐界的成长过程。那可是古典乐界，老白男们把控的古典乐界。你看她与Davis的对话，哪怕她已经看上去非常憔悴，言语间也隐约有脆弱透出，Davis也永远只是侃侃而谈过去的音乐家们的故事，告诉她那些冷酷的结局，将自己洗白得一干二净，庆幸自己全身而退。塔尔怎么能从这么一个世界中得到真正的关怀和爱呢？

Davis急着庆幸自己全身而退

其次，是塔尔的成长过程中的父权环境。古典乐界现状已不必赘述，塔尔被父权个体引领也保护（师从伯恩斯坦），自然会成为这一逻辑和规则的下一个维护者。（如果想具体知道她怎么成了维护者可以移步另一篇影评的分析，电影里没有直接描述她对父权个体维护的部分）

我个人认为，她想让基金会也扶助男学生的原因在于：她已经快要封神了，at her peak。在这个古典音乐界里，在她成为一颗恒星之后，性别的强存在感于她是藩篱，是阻碍，而非特色或者助力。她在试图摆脱自己被性别界定的身份；在这方面的表现上来看，塔尔是厌女的，但她的厌女由大社会塑造而成。

除去她对自身身份的厌恶之外，塔尔很讨厌老白男，其实。

Where ANDRIS DAVIS, 82, is known and still feels like a big deal. The walls adorned with framed B&W photos of famous dead people. Other than Marlene Deitrich, nearly all are white males of classical music. Among the Furtwängler and Karajan, Tár hates the place, and pokes at a salad while listening to old man stories, hoping she never becomes such a creature. （82岁的安德里斯 •戴维斯(ANDRIS DAVIS)在这里至今为人所知。墙上装饰着黑白照片，照片上都是死去的名人。除了 Marlene Deitrich，几乎所有人都是古典音乐的白人男性。在他们中间，富特文格勒和卡拉扬，塔尔讨厌这个地方，一边听着老人的故事，一边拨弄着沙拉，希望她永远不要变成这样的生物。）

如上是剧本里的原话。塔尔讨厌这个“几乎所有照片都是古典音乐界白人男性”的地方。再考虑到先前电影刚开场时塔尔接受采访时顺畅地一口说出的女指挥的名字和对她们生平的了解（虽然塔尔坚持说我觉得现在性别歧视的事情在进步），我个人认为塔尔的女性意识其实是全然觉醒，只是被她强行压制的。对女性指挥家的了解、对女性乐手的关注，怎么不算是女性意识觉醒的表现呢？我一向觉得男性很少会关注到本行业内的女性，更别说一口说出她们的名字。

第三点，是塔尔对“爱”的渴求，对年轻肉体的趋之若鹜，对性能填满爱的错误期望，最后竟至于行差踏错。

Kirsta, Francesca, Olga，还有那个名叫Whitney的女观众，都很年轻。（在此我们不讨论悖德的问题了，plz）Kirsta自杀的时候才25岁，Olga看上去也就是二十岁上下的年龄，Francesca就算比Kirsta年纪大也大不了太多。而塔尔，很显然，她早已步入中年。吸引她的女性都是年轻人，我想这并非巧合。

当然唯一的例外是她的妻子Sharon，这个可以留待Sharon的分析部分再说。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和年轻人上床，对于塔尔来说，是一种攫取活力的生活方式。年轻人嘛，总的来说比较干柴烈火......在塔尔内心深处，Linda没有得到过关怀或爱，所以自然会渴求爱。但是她不知道正确的爱是什么样子，或者以何种形式表达。她以为性就能填满爱的空虚，但这一切并无可能。

塔尔谈论马五

That interpretation was very true for Mahler later in life, after the professional bottom dropped out and Alma had abandoned him for Gropius. But, as I said before, we are dealing with time. And this piece was notborn into aching tragedy, it was born into young love.

这一段话其实是塔尔的自我投射。她从爱的角度来理解马勒第五交响曲，其本质不过是她自己的投射。她说马五诞生于年轻的爱而非悲剧，但马五这首交响曲本就是悲剧，她反复排练的第一乐章名叫葬礼，她指责马勒的妻子离开了马勒，是因为她觉得马勒的爱没得到回应，就好像她自己从来没被人爱过一样。而年轻之爱，其是否暗指的正是她对年轻肉体的着迷呢？

她对于马五的“自我投射”，是否暗示的正是她后来自己的低谷，和Sharon带着孩子离开她的结局？

第四点塔尔的自我毁灭倾向。我是说，塔尔走到最后身败名裂这一步，并非是她无能为力惊慌失措下走投无路被人逼到这个结局；正相反，我认为她本人至少要为这个结局负80%的责任。

我认为，这是她想要的结局。

在进行分析之前，我又要说本篇影评成立的前提：这是一部纯粹的塔尔视角的电影。但，很奇怪的部分是，我们并未从塔尔视角看到她真正意义上的，在公众面前对控诉声浪的回击。回击是否有效这件事我们另当别论，但这种“回击”其实从未出现过。

这是非常奇怪的；尤其是，当你把这部电影看作一部metoo施害者传记的时候。

Oh，罗曼·波兰斯基拍了《我控诉》来声讨人们对他的谴责（天可怜见的他可是被送上法庭还被真的被驱逐出境的）；凯文史派西急急忙忙出了柜还对着公众哭诉自己有多少不得已；韦恩斯坦忙着运作公关试图把整件事压下去......而Tár呢，她在干什么？她没怎么配合自己的律师取证（呃在我看来简直蠢到家了），视频被恶意剪辑放出去的时候她也没有找人做出任何合理的反驳，她好像总是被事件的浪潮裹挟着前行，却没有对这些东西做出任何反击。（除了在董事会上再三声明自己是无辜的的部分...不过这种不是对公众的“反击”在我看来只能叫辩护，不能与前面metoo干倒的几位做的洗白自己的事情相提并论）

Tár当然有自我美化的成分；谁不会在做错事的时候自我美化以显得自己没那么错呢？但是她从未试图自我洗白。

她放任整件事发生，把她推到一个无能为力身败名裂的位置上。如CB本人所说，She want to tear it apart; she's willing. She's the architect of the end of her career.这就是Lydia的自毁倾向：她一手助推了自己的毁灭。至于她为什么有这样的倾向，我认为原因是这个：她知道她的所作所为是错的，尤其是在kirsta自杀之后，她格外清晰的意识到这种所作所为的错误，但她已经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以至于无法回头承认自己是错的；但是Linda，或者换句话来说，那个被她保护的很好的真实的自我，觉得这是错的。作为Tár潜意识里存在的重要一部分，Linda Tarr其实在期盼这个自我毁灭的结局，所有的错误都得到应有的惩罚。

第五点，权力。

权力已经有很多人谈过了，很多影评也写过了，大家也各自有各自的体会，赘述就不必要了。

这里，只有一个问题是真的需要问的：

Lydia Tár真的是，电影里的the most powerful person吗？

我不这么觉得，而且很显然，CB和Nina Hoss也不这么觉得。

Sharon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person in the orchestra.----Cate Blanchett

Sharon is the one who is more powerful and leads the relationship.----Nina Hoss

这里，就即将进入下一个人物的分析：

Sharon Goodnow.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手，Tár的妻子，DG掌门人的妹妹，同时也被大量的观众视为Tár的猎物之一从而被完全忽略的角色。

但她是电影里出现的那么多与Tár上床的人里唯一一个40岁以上的；成功和塔尔结了婚还领养了孩子；从塔尔手里带走了孩子；她说的话和她的离开都成了击溃塔尔的最后一根稻草。她的身份和如此种种无不昭示着一件事：Sharon并不是大部分人所以为一个贤妻良母式的花瓶，哪怕她的确是个king maker.

Let's talk about Sharon, then.

让我copy一下我自己发在讨论区的帖子：

1.Sharon家族是DG的掌控家族（根据电影设定），而塔尔的唱片全是DG出的；

这里是对于Sharon姐姐的描述，也点名了Sharon出身的家族

2.Sharon可以替塔尔传达她自己不能表述的具体的意思（比如告诉小提琴手怎么拉琴才是塔尔想要的效果），离开Sharon，塔尔对乐团的指导力度都会下降；

Sharon替Tár传达她的意思并且给出示范

3.塔尔来到柏林爱乐乐团之前，Sharon就已经是乐团的乐手（大约也已经是首席小提琴？），而塔尔在柏林爱乐的上位没少借助Sharon的家族和手段还有乐团规则；

Tár刚来到乐团的时候向Sharon询问的问题

4.Sharon生气指责塔尔的点根本不是塔尔出轨，而是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塔尔居然一句都不告诉她（那一段吵架我觉得各种微妙，Sharon有一种“我们共同面对就不会是什么大事但你居然不信任我”的态度）；而且Sharon说的是你该像以前一样来询问我的意见，这是规则。一时之间不知道是Sharon控制欲更强（塔尔做的事情都要告诉她+问她的意见），还是塔尔控制欲更强，这很难评。

Sharon说“这是规则”

5.面临濒临崩溃的塔尔，Sharon可以非常冷静理智地逼问她、指责她做错了什么事，十分有逻辑，相反塔尔完全被怒气冲昏头脑

6.Sharon完全预判了塔尔会去接孩子的举动，所以在塔尔刚接到的时候就赶到带走了孩子，哪怕塔尔抓着她的衣袖说pls don't do this也没有用

Sharon不顾Tár的求恳带走孩子

7.Sharon身上有一种如同大海一样的平静，不是一无所知那种平静，而是观察到了很多细节，什么都知道，但是一声不吭也不问塔尔的平静（而且考虑到Sharon的家族，她不可能对塔尔的所作所为和受到的指控一无所知）

列举如上种种细节之后，我们再来看Sharon这个人物和她们的关系。

Sharon在乐团的职务&身份

首先，Sharon，是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

一个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有另一个称呼：乐团首席。

乐团首席，在整个乐团里几乎可以与指挥平起平坐的人；演出出场时，乐团首席都是在整个乐团成员上场之后，才走上舞台；演出前，她还要负责给乐队调音；每次演出，她都得以坐在离指挥最近的位置；指挥在上场和退场时，还要跟她握手。乐团首席又被视为乐团的“副指挥”。乐团首席负责整个乐团的音准和调音（当然，这不是走形式），为整个小提琴声部指定指法、弓法，还要负责小提琴的独奏段落，所以理论上来说乐团首席应该是整个乐团小提琴拉得最好的。小提琴首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指挥和乐团之间的交流媒介。在演出之前，乐团首席需要与指挥和乐队进行详尽的沟通，以确保整个乐队成员对指挥的理解相统一，乐队音乐表达的感觉相一致。在演出期间，坐在第一排的乐团首席需要迅速捕捉到指挥的情绪，并且用自己的肢体语言配合指挥，把信息传递给每一个乐队成员，让整个乐队的演奏步调一致。

相比指挥而言，乐团首席与乐团乐手的关系更紧密，兼具权威性和亲和力。所以，Sharon is a better politician.也是真真正正的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people in the room。

与塔尔不同，Sharon是真正在整个乐团制度下缓慢成长起来、靠自己给自己挣来一席之地、是乐团的“一份子”，无论有没有塔尔都是乐团的决策者；她是King maker，塔尔走到这个位置仰赖于她的帮助。

（未完待续，持续更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