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三角

小生油头粉面，富豪粪坑蝶泳。以此描述今年的金棕榈奖电影《悲情三角》并非耸人听闻，而是字面本意。《悲情三角》并未延续导演此前洞察现代生活的深刻和批判的机锋。费了大劲儿闹腾了两个半小时，清洗了不知道多少次摄像机上的（道具）呕吐物后，本片讲的正是油头粉面和粪坑蝶泳这一体两面的事儿。

《悲情三角》的序幕即是一群仅着修身长裤的男模在眼前晃悠，一群完美符合人们对“时尚人士”刻板印象的时尚人士在为即将到来的大秀在面试他们。有着一具完美躯体和一个完美头颅的男主角卡尔（Carl）正是男模中的一员。

他正在接受指导——“有韵律地走来”，“收起你眉间的悲情三角”……原来，“悲情三角”这个片名正是对时尚业的讽刺：选一个绝不会被冲的概念（nuance，dynamic，diverse…），用狗屁不通文学生成器产出一段废话，便可卖出天价并实行配货制。

正片在此开始，由三幕组成。第一幕，男主角卡尔和女友Yaya就餐完毕，侍者送上账单。Yaya对镜自照，认真补妆。卡尔和Yaya随即就“你挣得比我多但我总在买单”一事从餐厅吵到出租车，又吵到酒店。

第二幕，卡尔和Yaya乱入富豪聚居地——游艇，整日自拍P图。船长先是把自己锁起来自闭，又在醉醺醺中开启了“船长晚餐”。风暴把游艇吹得东倒西歪，光鲜亮丽的晚餐渐渐失控。人们上吐下泻，挂着救生衣瑟瑟发抖。豪华套间内的马桶倒灌，粪坑蝶泳一语成谶。

第三幕，几个（疑似）原住民的黑人小哥的手榴弹让游艇灰飞烟灭。幸存者们流落荒岛，没有上演大逃杀，而是混吃等死。补充：幸好艇上的厕所清洁工，一位东南亚女性Abigail天赋异禀，抓鱼、生活、组织采集，不然前者将不能混吃，只能等死。

《悲情三角》延续了鲁本·奥斯特伦德几部前作的主题：现代生活的虚假，中产阶级的虚伪，社会连接的摇摇欲坠，和个人精神的沉沦殆尽。

现代文明诚然教会了人们时刻表演礼节和风度，却无法有力激励甚至是强迫人们对“他者”承担责任。

人们谨慎地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谨慎地维持与他人间温情脉脉又不可跨越的边界，以保持正确、安全和体面。

而鲁本·奥斯特伦德则以惊人的敏锐在生活中捕捉一个个这种边界破裂的情境，将其放大。他让人物在此类情境中徒劳适应，最终丑态百出。形形色色的“中产阶级现形记”直接指向现代社会已泥足深陷，无力向前的症候——

在《游客》中，圆满的中产家庭因为一次虚张声势的雪崩和父亲危急时刻的独自跑路而发生裂痕。父亲理直气壮地接受了自己“本能”的自私和懦弱，却不能接受其男性气质和家长尊严在妻、子面前的崩坏。而家庭需要继续，生活需要继续。

片尾，在又一次的茫茫雪景中，夫妻联手演了一出“英雄救美”来重建家长权威，只是这次连两个孩子都看不下去了。

在《方形》中，艺术家打造一个互爱互助的“方形”，敦促人们重思如何作为共同体而存在，但艺术家本人和他的同事们却在和“他者”（移民、有色人种、精神障碍者……甚至是一夜风流的对象）的相遇中一次次暴露出与“方形”理念对立的自矜、利己和傲慢。

《方形》仿佛在暗示：北欧国家敞开国门接纳了难民，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个体北欧人“不接受，不拒绝，不负责”的态度或许集体地决定了难民在社会中的隐形。

如此，“方形”不能隔开冷漠和敌意，后者将如大海源源不绝涌入方形。“方形”本身就是无远弗届的高墙。

《悲情三角》的第一幕延续了这种老辣的力度。在我看来，这一幕生动刻画的，不是人们在性别期待前的焦虑失措，而是现代人对于一切关系的“无能”。

餐桌冲突的起源，倒不是男主角卡尔或女主角Yaya抠门，而是“爱情”以及任何人际关系本身都隐含着对于“对等”的实际期待——当人们强调他们对平等关系的渴望，他们实则在期待“付出对等于回报”。

但任何关系一旦还原为“对等”，则失去了浪漫化的金色外衣和粉红泡泡。此间种种，不能细想，必须心照不宣——甚至不能失望，因为现代社会教育我们，要尊重边界。

鲁本·奥斯特伦德准确地捕捉了这种张力——人们期待比“对等”更多的关系，却已无力使其成为可能。作为体面人，失望的卡尔在高档餐厅安抚着被揭穿而恼羞成怒的女伴Yaya，终于忍到回了酒店，进了电梯，大展“男性气概”——堵住电梯门对她大吼。

更为有趣的是，而互揭底裤、撕破脸皮的两人，竟然没一会儿工夫就如《游客》中那般欣然和好，更显现代人色厉内荏的“空心”本质。

然而在《悲情三角》中，除了第一幕外，我们已无法看到鲁本·奥斯特伦德让人物轻轻滑进一个个他从生活中以艺术家的敏锐捕捉到的尴尬情境。

他似乎没兴趣让游艇上的这群人有“搞笑”之外的任何形象了。观看白天在甲板上让所有服务人员排队玩海上滑梯以取乐的无聊富婆穿着塑身内衣在呕吐物中从厕所一头滚到另一头是挺好笑的，但她曾经的空虚和此刻的惨状于银幕前的我而言，诚然是“内心毫无波动，只是想笑”。

而鲁本·奥斯特伦德甚至狠心地让富婆在海中泡的发白的尸体漂上海滩，以便安排她的丈夫，一位俄罗斯富豪抱着她一边嚎一边从尸僵的手指和脖子取下blingbling的戒指和项链，仿佛只为再对现代人的虚伪来上批判一击。

这样的情节，这样的人物，俨然是鲁本·奥斯特伦德手中的提线木偶，他们喋喋不休地传递给我们一个熟知的真理——富人都是混球。

在我看来，这个真理过于简单，无须强化记忆，更无须影片冗长的第三幕“岛”。鲁本·奥斯特伦德让黄种人清洁工Abigail翻身当家做主人，并迅速暴露出强势和贪婪的一面，让岛上最俊的白种人小伙卡尔陪床，“我难道不该得到一些好处（advantage）吗？”仿佛在说——“得志便猖狂”乃寻常人性而已。

而Abigail捕鱼时矫健的身姿和白人男性们杀驴时的一惊一乍的残忍对比，又显然是对全体“文明人”的一记地图炮。

接近结尾处，Yaya到达了这个“原始”荒岛的另一端——一个充斥着廉价人造景的度假村。还没学利索英语的原住民小哥用木棍撑着一揽子古驰、香奈儿、爱马仕包包兜售。因中风而半身不遂的失语女性激动落泪，却只能继续喊出“In den Wolken”。

至此，她的“In den Wolken”已经喊了接近两个半小时，此句的讥讽（富人之思想和行为均不接地气高高飘在云端）也再无法激起如首次喊出时的笑声——笑麻了。

在荷兰的一个本地电影节观看《悲情三角》时，全场笑声雷动。甚至，有时包袱还没抖出时，已有人预演式地欢笑。即使是电影结尾处图穷匕见之时——Abigail试图杀死Yaya的那一刻，也不例外。人们似乎并不在意鲁本·奥斯特伦德越来越大的特写所渲染的杀机。

或者说，在Abigail和Yaya开始登山之时，人们就在不无快乐地期待，是她杀了她，还是她杀了她？导演成功地让所有人像看猴戏似的轻松观影——小嘴一咧，整个世界“雨我无瓜”。鲁本·奥斯特伦德最拿手的道德和伦理焦虑，这次没有扰动观众。

当镜头由Abigail又不忍又决绝的眼神转向林中狂奔的卡尔，随后戛然而止时，让我听得已经有些厌烦的笑声亦戛然而止。人们稍作等待，随后端起空酒杯，叠好薯片袋，拎起包，有序离场。但那未曾停歇的沉重的、真实的、无法可解的生活还在继续。

那一刻，在笑了两个半小时后，面部肌肉有些僵硬的我甚至不知该跟身旁的人讨论些什么。若以鲁本·奥斯特伦德曾经的宣言——“我热衷于电影，因为就改变人类行为而言，电影是强大的”——而言，笑声之外，别无其他的《悲情三角》大概既不能激发认知层面的反思，也不能引导行为层面的改变。

五年前，一部以候补身份进入竞赛单元的电影最终以黑马姿态拿下金棕榈大奖，令人无比错愕！没想到在五年后，我们再次看到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在戛纳颁奖礼上手捧金棕榈奖，诧异感也许没上次强烈，因为他没像上回那样在台上手舞足蹈炫耀一番。但无论如何，谁也没料到能轻松迈进双金棕榈俱乐部的导演不是什么专攻沉闷艺术片的影坛大师，而是一位擅长拍摄讽刺喜剧的北欧导演。

这倒是可以让人瞥见当今观众口味的几何级变化，逐渐转向更容易引发争议的阶级话题，曾几何时，这些充斥着屎尿屁的作品难登高雅之堂，而如今这些伪装成低俗闹剧的类型却成为了各大艺术电影节的座上客，一不小心更摇身成为风靡全球的娱乐电影。也许《寄生虫》翻开了一个新的电影史篇章，但这并不意味着后来的模仿者轻轻松松就能拥有同等过硬的艺术质量与针砭现实的力量。

《悲情三角》再次展现了奥斯特伦德的创作与野心的方向，延续了《方形》的多线叙事，不再有核心人物，而是各具身份标签的人物群像：男女模特、化肥公司老板、船长、军火制造商、厕所清洁工等等好不热闹。这些人物无一例外被动地与其所从事职业的刻板印象捆绑起来，成为剧本尖刻挖苦的对象。这种做法无疑相当成功，观众无需动脑，一眼便看穿人物的性格特点与弱点，令导演更容易操控所谓的各种批判话题：从模特界的势利眼，到上流社会的道貌岸然，再到劳工阶级的心狠手辣。当然，最大坏处就是人物失去了深度与复杂性，与其说是角色，倒不如说是各色木偶——被贴上标签遵循某种阶级特性运动的木偶。

鲁本在叙事结构下了不少工夫，三段三个场景，分别阐述不同的主题，倒是要比以往的段子拼凑故事更有心思。特别是豪华游艇的中段，群戏水准不俗，仿佛多个声部渐渐合奏出催眠的旋律。那种漫不经心的节奏伴随着不断倾斜的船体内部，酝酿出导演最擅长的恶趣味大爆发，真是近年难得一见令人厌恶至极，却又禁不住捧腹大笑的经典场面。

表面上看来，导演讽刺上流社会，以及那些一心想攀附而扶摇直上的小人物，从模特到女领班，再到厕所清洁工，这些角色或多或少总染上了人性的恶疾，在第三部分荒岛戏里展示得淋漓尽致。换一个角度来看，奥斯特伦德不止是在批判阶级，他对人的批判更是体无完肤，也许在他眼中，在极端的环境之下，人很可能是世界上最丑恶的物种。

这类偏激的观点使得他的作品越来越缺乏情节的建构与铺垫，更依赖某些花哨的点子而迅速滑向某类议题的展示，缺乏情节与情感的过渡，一上来没两句就要逗你发笑，这便是他的作品远不如奉俊昊的那么有趣和值得咀嚼。然而，却无意中契合了当下的时代特征：碎片化、去中心、狂热、偏激、濒于失控的边缘。

本片的很多冲突片段都可以放在个体和社会学两个层面从微观和宏观去品味。

从第一段模特在演绎定制奢牌和大众成衣时的两副嘴脸埋下线索，到男女线索人因为账单的争持上升到话语权之争再上升到人类个体为结合合作时对个人权利的让渡和义务的承揽，在这里看到的不只是男女的冲突与妥协，更是家庭作为人类社会最基层的细胞所蕴含的人与人关系的政治；

第二段从豪华游轮在暴风雨中的迷航看到最顶层的两个人———最有钱的人和掌控船舵的人仍在扯意识形态之争，高层乘客们从优雅虚伪到在呕吐物中挣扎，中层技术官僚只会循规蹈矩尽力维系体制和体面，而底层员工则头戴耳机充耳不闻惊涛骇浪，有条不紊默默清理所有秽物。这船就是一个既有人类社会的缩影：最顶层的务虚与荒唐，高层的虚伪与脆弱，中层的庸碌与驯化，底层的无知与无奈。于是急转直下，自己生产的手榴弹爆了自己的船，自己革了自己的命。

第三章既有社会崩塌后幸存者在荒岛上重构社会组织架构：于是掌握生存技能和资源供给的亚裔底层大妈一跃成为母系社会的族长，其余亿万富豪，技术官僚都必须重新在这一原始系统下重新定位。讽刺的是即便重构的社会仍然会为男主这样漂亮脸蛋的寄生物留下优渥的生存空间。女主与亚裔大妈的冲突从个体上看是嫉妒，从社会学上看是母系社会交配权和治权的争夺。即至神来之笔，失语的残障人发现了荒岛上兜售奢侈品的小贩却无法沟通，而亚裔大妈和女主发现了荒岛其实一直就是一个豪华自然度假区时，重构社会与既有社会的秩序又开始冲撞。亚裔大妈举着石头试图偷袭时的眼神令人难忘：泯灭掉人性杀掉女主，她似乎可以回到母系社会继续当族长，维持那个可笑的小社会，一如之前那帮宝塔尖上的人用话术，权势，规则所做的最虚伪肮脏的“大便生意”一样；放下石头，放女主生路，她可以保全自身的纯洁温良，但却要重新戴上金箍，像牲口一样咬着嚼子在一座宏伟大厦的底层继续煎熬着大多数三体人一样无儿无女无牵无挂贱如蝼蚁的残生。

最后的镜头小白脸男主在奔跑，不知是后知后觉忽然体悟亚裔大妈与女友独处会带来的潜在风险，还是得知女友被害时的激愤，亦或是得知度假村真相的狂喜，戛然而止，开放结局，一如我们当下的人类社会这艘老旧航船正在驶入的未知而颠簸的水域。

需要肯定的是这是近期难得一见的将讽刺沁入每个画面的拍案叫绝之作，是我个人自动画短片《少数人的晚餐》以来看到的最有趣生动的讽刺片和发人深省的伦理片。原本傲慢虚伪无知荒谬的，教她堕入粪秽宛若地狱罪罚；原本冷血视人命与草芥的，叫他们尝尝自家贩卖的榴弹味道；真真是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 ，恰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下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只能说不愧是金棕榈，不负电影节真正的灵魂，那就是对处于社会阶层上层的讽刺，这一次的讽刺简直就是直接黑到了一切自诩时尚的欧洲文艺青年们的灵魂深处。

为什么标题是卢森堡公园的男男女女们因为片中的这些自诩高雅的精英们我觉得都会出没在巴黎卢森堡公园附近，不管渴望去Balenciaga当模特的白斩鸡金发白男比如carl还是对欧洲人来说异域风情的tanned skin girl yaya,又或是抬着头高傲的蔑视一切的金发法国大妈，还是满口代码渴望以此泡妞的秃顶肥肚码农你在卢森堡公园到拉丁区附近转几圈一定可以碰到一打，当然，这些也是戛纳电影节以及欧洲文艺界一直引以自豪的“精英们”，在这部电影中被黑的体无完肤。

Carl是个有点姿色，自认为进步的所谓“女权男”，不过他骨子里知道他打“女权男”的牌其实是为了省钱，其实就是又想有个漂亮的模特女友又想不花钱，还摆出各种道貌岸然的理由，似乎在乎平等但是对女友又有些大男子的管控欲，而也和大部分欧洲白左男一样，看见东南亚的异域女性也忍不住的想重现一下当年的欧洲殖民地情节，最后一幕的奔跑也和他的本性一样，优柔寡断废物一个。

Yaya是一个表面光鲜亮丽的网红，口口声声强调“我朋友都说我很大方的”，但其实骨子里对食物可能还是有不安感，包括餐厅付账时的犹豫，不过她为了吃的送男友去做鸭这一幕我觉得很有喜剧感。

还有几个典型的欧洲中年白人精英就不多说了，太typical了，平时搞出一副我们要equal不给实在的搞些什么虚头八脑的团建表演，，关键时刻就开始觉得黑人是海盗。

这个片子其实与《寄生虫》，《小偷家庭》是同一种类型，《寄生虫》黑的是韩国人引以为傲的企业精英，《小偷家族》黑的是日本引以为傲的安定社会体系，而《悲情三角》黑的则是欧洲人引以为傲的时尚精英们啦，拿金棕榈有理有据

作者：Damon Wise / Deadline（2022年5月20日）

校对：覃天

译文首发于《虹膜》

在短短十年间，鲁本·奥斯特伦德已经确立了自己作为一名新的戛纳电影节大师的地位，并且轻松完成了进阶——2011年的《儿戏》在导演双周单元亮相，2014年的《游客》晋升了一种关注单元——然后就是2017年的讽刺佳作《方形》一举夺得金棕榈奖。今年，他带着由哈里斯·迪金森、查尔比·迪恩·科里克和伍迪·哈里森主演的《悲情三角》回归（译者注：鲁本已经凭借本片跻身了双金棕榈得主的行列）。这位瑞典导演兴高采烈地跟记者分享了一切——甚至包括影片的结局——但他的电影与其说是关于故事情节，不如说是关于人，而他最新的主题——时尚界，为他的忧郁思想提供了大量养分。

问：重回戛纳的感觉如何？再度入围主竞赛会紧张吗？

鲁本：对于回到这里我并不觉得紧张，但在等待入选通知的时候还是挺绷着的，甚至有点心烦。现在当然已经放松下来了，对于能够再次入围主竞赛单元，我感到很高兴和欣慰，也非常期待给观众看到这部电影。这次比较特别的是，自从疫情爆发后，限制终于放宽了不少，所以我期待着在电影节上，我们能够一起回到电影院的氛围中去。

问：能简单介绍一下《悲情三角》吗？

鲁本：首先，我可以告诉你「悲情三角」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的眉毛之间有一道皱纹，它在瑞典语中被称为「麻烦纹」（the trouble wrinkle），意思是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了很多麻烦，就会长出这种皱纹。但是你只需要打一针肉毒杆菌就可以在15分钟内抚平它。这是一个来自整容手术的术语——不是整形手术，而是整容手术——我认为这很滑稽。它就像一个关于表面和美丽的黑暗而滑稽的评论——我们对美丽、外表的迷恋，以及我们往往相信，如果我们能在自身周遭构建起一个强大的外壳，我们的内在问题就将随之得到解决。

问：这个故事是关于时尚界的，是吗？

鲁本：是的。而我之所以选择以时尚界和美容业作为新片的背景，是因为我的妻子，我们俩在2014年左右相识，她是一位时尚摄影师。认识她的时候，我很想了解关于时尚界的事情——它有一些可怕的方面，同时又很有吸引力。她告诉了我很多关于男模的事情，例如男模特并不被认为是一个地位很高的职业；男模的收入是女模的三分之一或更少，所以这可以说是我们社会的一面镜子，两性的角色对调了。我的意思是，这是为数不多的男性收入低于女性的职业之一。因此，以这个为出发点，我对「美是一种货币」的概念产生了兴趣。

问：影片是如何以此为起点发展起来的？

鲁本：故事首先从时尚界开始，然后登上了一艘豪华游艇，最后落脚在一个荒岛——影片基本上就发生在这三个不同的场景。

问：影片的演员阵容很强大，是有一位突出的主角，还是说侧重于群戏？

鲁本：应该说有两位主角。一位是哈里斯·迪金森，他是英国人，在片中扮演一名男模特。另一位是查尔比·迪恩·科里克，她是南非人，在片中扮演一名女模特。这对夫妇将是整部影片的焦点。但在许多方面，它也是一部群戏电影，因为在游艇和岛上，大概有八名演员同场飙戏，我们为每一个人都安排了相当吃重的戏份。我们有来自菲律宾、德国、法国、瑞典、丹麦、美国和英国的演员，所以这部影片也是十分国际化的。

问：《方形》曾因150分钟的片长而受到抨击，这部影片的时长如何？

鲁本：这一次其实也差不太多。但这个故事本身是需要花时间来铺陈的，毕竟我们还有三个主要的场景。我希望它能像壁画一样，让观众有一种成人版过山车的丰富体验——因为它将会很有趣，但完全是为成年人准备的。

问：意思是说会有成人内容吗？

鲁本：并没有具体地指向。或许有些内容是挺成人的，我现在还不能说太多，但肯定有些东西不是家长想让孩子看到的。

问：这部电影完全是诞生于疫情时代的一部作品，是吗？

鲁本：没错。我们是从2020年1月开始筹拍的。当时疫情刚出现苗头，并且很快蔓延到了欧洲，我的脑海中几乎立即响起了警钟。于是我们开始抓紧拍摄。因为封锁政策，我们在三月中止了拍摄，一直等到了秋天。事实上，我们在六月也拍了一点镜头：我们把伍迪·哈里森请到了瑞典，并且争取在封锁前的窗口期拍完了这一部分。然后我们飞到了希腊，拍了影片最后的部分，刚好赶在又一次封锁的前一天杀青。所以说，我们拍摄这部影片时几乎是在和疫情打游击。

问：你们在希腊拍摄的时候，是不是还需要和人群保持距离？

鲁本：是的。希腊有一些政策——比如说我们没办法都登上同一艘船，诸如此类。我们有一次做了1160人次的核酸检测，幸运的是，所有人都是阴性，只要有一例阳性，整个拍摄或许就会泡汤，整部电影也无限延期。尤其我们当时要拍摄在游艇上的戏份，租金可不便宜。当然，拍摄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整个经验也很棒，因为所有人都配合无间，能够抛开分歧，协作解决问题。所以，尽管有诸多问题，我们的拍摄还算顺利。

问：整个世界在过去五六年也改变了许多，这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鲁本：当然。我认为《不要抬头》是一部很棒的电影，即使它试图（刻意）讽刺，它仍然是准确的。这些事情正在发生！但显然，我关注的是更小的层面。我对人类之间的社会互动更感兴趣，当我们产生某种尴尬的时候，或是处理丢脸的恐惧等等情况。

但影片中的某些部分确实是呼应时代的。比如，在游艇上，伍迪·哈里森扮演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船长，对船上的客人——那些富有的乘客进行报复，刻意在天气不好的时候进行晚宴。所有的乘客不得不在暴风雨来临时吃大餐，而这将会演变成一场混乱。只有一个人没有晕船，他是一位俄罗斯寡头。所以，来自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和来自俄罗斯的资本家，坐在一起喝酒，开始谈论政治。

我成长于八九十年代，东方和西方阵营不断地将各自的意识形态推向对方，到了现在，突然之间发生了乌克兰这档事，我们似乎又回到了这种东方/西方阵营的思维模式。在许多方面，它是如此的过时，但它确实又发生了。

问：你2014年的作品《游客》被好莱坞翻拍成了《每况愈下》，你和那部电影有关系吗？

鲁本：没有，我放手让他们去拍了。我很高兴他们想要进行翻拍，而且我认为让他们拍出自己的版本很重要。我没有任何异议。你可以将其看作一部戏剧在剧场反复上演——每个人都有机会呈现自己的版本。而且那部电影里确实有几场不错的戏，我对此倒是有点嫉妒。

问：回过头去看《游客》这部作品，它可以算作是你的突破之作吧？

鲁本：对我来说，《游客》确实是我开始关注男性行为的第一部电影——包括男性形象以及这个时代的男性身份。然后《方形》也在探索身为一个男人的意义，我们在挣扎什么，外部世界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可以说，在许多方面，《悲情三角》是这个三部曲中的收官之作，它真正在探究身为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我从自己的生活中得到了很多灵感。

问：这部电影改变了你对时尚界的观念吗？

鲁本：没有。我的意思是，从事时尚界的都是很好的、正常的人，他们与其他行业的人没有什么不同。只要你了解他们，你就不会因为他们对服装的痴迷而感到震惊了。我不喜欢时尚界的一点是，它试图通过利用我们的不安全感向我们推销服装和产品。

举例来说——影片中也有所表现——如果你关注那些非常奢华的品牌，你会发现他们的模特基本上从来不笑，似乎在看不起消费者。就像是，他们处于等级制度的顶端，而这些衣服的销售实际上是为了让你在所属的社会群体中伪装自己。所以，如果你为那些服装豪掷千金，你也可以站在等级制度的顶端，看不起其他的人。反过来，品牌越廉价，他们的模特就越是面带微笑、热情洋溢，就像是，「也许我们都处于这个三角形等级的底部，但我们会一起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我想说的是，时尚界对于社会学的知识了如指掌。

原文链接：

//deadline.com/2022/05/ruben-ostlunds-triangle-of-sadness-cannes-competition-1235019444/

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五年内第二座金棕榈。2017年的《方形》，靠着荒诞和讽刺摘得奖杯，2022年的《悲情三角》新瓶装旧酒，加上并不新奇甚至有些老套的结尾，依然赢得评委青睐，也很有点黑色幽默。

大概大家都有很多不吐不快的话，让导演代言了。

这部电影讽刺了谁？

《悲情三角》讲述了一对模特情侣混迹上流社会，先在豪华游艇看尽权贵嘴脸，遭遇风暴后在孤岛上看透人性无常，结尾意外发现真相，戛然而止。

电影开场先声夺人，一群上身赤裸的模特在练习表情和姿态，负责人用HM和“巴黎世家”调动情绪，模特们想象穿着不同品牌衣服该有的仪态，在随意嬉闹和严肃深沉之间跳跃。

在时尚界，廉价=轻浮，奢侈=高贵。

金钱是评价万物的标尺。

别谈梦想，别谈艺术，别谈美。

第一部分，卡尔和雅雅。

表面上他们年轻貌美，衣着光鲜，但职业生涯毫无起色，他们在一起不只是因为爱情，更为了求关注、博出位。两个人在餐厅因为“谁来买单”进行一场你来我往的唇枪舌剑，甚至一直延续到公寓的电梯。这段戏是第一部分的核心内容，两个人都囊中羞涩，想让对方付钱，但都不想张口失了体面，从假装到博弈到争吵直到撕破脸。体面、情感、礼仪、传统在金钱面前不堪一击。

第二部分，游艇。

卡尔和雅雅得到一次游艇度假的机会，上船后发现船上满载权贵富翁，员工们兢兢业业，为了多挣小费打满鸡血，英国武器制造商和俄罗斯富商等人彬彬有礼又目中无人，虚伪又傲慢。一片祥和时，他们口中说着社会主义，大方邀请船员互换身份享受度假生活；狂风暴雨袭来时，他们一边制造垃圾，船员一边擦洗清理，维持着他们的体面生活。这部分的高潮是游艇在风暴中颠簸，船长和俄罗斯富商通过话筒大肆发表政治主张，船上的权贵富豪上吐下泻，前扑后倒，狼狈不堪，从餐厅到房间，到处是污秽，到处是聒噪。在世界末日来临时，体面荡然无存。

第三部分，岛。

游艇沉没，几个逃脱的员工和富人漂流到一座小岛，众人开始荒岛求生。一名清洁工因为掌握生火和做饭技能，逐渐成为最高权力者，其他人都成为她的附庸。权力结构倒转，金钱如粪土，众人开始各施拳脚，竞争生存资源。清洁工妇人成为“土皇帝”，私欲膨胀，用资源换身体、换服从、换地位。

电影最后，雅雅和清洁工爬山时偶然发现，原来这里根本不是海中荒岛，而是一处风景度假区，隔着一道门便是文明世界。雅雅大笑，清洁工犹犹豫豫地拿起石头，满脸狰狞地走向雅雅。

这部电影讽刺了所有人。

一位富豪骄傲的说：“我们的产品用于维护各地民主。”

卡尔问：“什么产品？”

老人说：“手榴弹。”

他们会扒掉死去亲人身上的金银首饰，也会死在自己制造的手榴弹上。类似的精彩场面比比皆是。上流社会无知又自大，但始终是寄生虫，金钱至上时，他们颐指气使，活在众人头上，世界动荡时，他们唯唯诺诺，活在权力脚下，平等和智慧从来不在考虑范畴内。

作为底层民众的一员，清洁工在平时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一旦得势，就找到了释放和报复的机会，火力全开，巧取豪夺，仿佛要把之前失去的都补回来。

年轻模特作为中间阶层，耻于人下人的不堪和黯淡，没有人上人的能力和魄力，娱人愚己，歌舞升平。

电影用一个现代寓言故事说了大小两个道理：

食物链永远存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城头变幻大王旗。

外貌货币始终有效，雅雅靠它上了游艇，卡尔靠它上了土皇帝的床，艺术要生存，需要话语权的宠幸。

电影在欧洲放映时，观影气氛极好，欢笑连连，但很多观众不满意电影的设定，觉得刻意的戏谑和夸张太多，是导演为了迎合观众妥协了。

这部电影确实有这样的倾向，调侃过火流于轻浮，嘲笑过多失之中正。电影第二和第三部分常觉得火候够了该用力了，它还是轻飘飘地过去了。就像游艇上的厨房，一边放着《国际歌》，一边为富豪制作精致晚宴。晚宴绚烂，思想不过是远处的背景。

但作品依然值得肯定。

灵感来自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的妻子，她是一名时尚摄影师，给导演讲了很多时尚圈的故事。影片第一部分的情侣争吵，也曾真实发生在导演和妻子之间。懂得反躬自身，能够自嘲，是一种值得广而告之的优秀品质。